今天讲的是论文写作。我只讲自己的体会，同教科书不大相干，同别人的经验也不相同。别人的文章怎么写，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自己的文章怎么写。我写文章，通常是先有一个课题，再找资料，其间会写些零碎的随感，然后将资料和随感分类。有三类就写三章，四类就写四章。别人说过的观点不说或略写，别人没说的尽情地写，最后连缀成篇。
我今天介绍的《宋玉生平考》是我二十年前的文章，一万余字，用了将近一年时间。本文受到楚辞学家罗漫的认可和中国美院专攻古文的王霖的赞许，可见没有白写。我曾对人说，再过几百年，后人如果提到我，最有可能是缘于这篇文章。国美博士严善錞说，二十年来，我再也没有写出超过本文的考据文章，理由是不可能像过去那么专注了。这篇文章同美术无关，但它同我写美术史论文的方法，没有太大区别。
宋玉的文章大家都读过，比如他的《登徒子好色赋》“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的名句，比如《对楚王问》中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都让人过目不忘。不过宋玉的生平，却没有人知道。郭沫若写《屈原》剧本，借用屈原的口宋玉：“你这个没有骨气的文人！”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中国最没有骨气的文人，首推郭沫若。他居然地宋玉，特别地不可理喻。不能这样，做学者更不能这样。
杜甫是唐代大儒，正的男子汉，也写过不少悲秋的诗篇。他在《登高》中写道：“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他的《咏怀古迹》写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其他诗人，大都留下了悲秋的文章。陆游《悲秋》：“已惊白发冯唐老，又起清秋宋玉悲。”吴文英《唐多令》用拆字的手法表达类似的情绪：“何处合成愁，离上秋。”秋瑾的绝命诗：“秋风秋雨愁煞人。”
宋玉的“伤春”情怀，出自他的《招魂》：“极目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很多诗人，都曾以伤春为题或关键词，抒发过相关的情怀。
《宋玉生平考》，主要是采用考据学方法。那是古据癖们干的活，以乾嘉学派的学者们最为典型。考证方法是从文献到文献，注重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这种治学方法，号称朴学、汉学。
为什么我要写《宋玉生平考》？1990年，湖北宜城同钟祥县为了发展旅游，争夺“宋玉故里”，两县市都请了一帮学者考证。我大学毕业后被发配宜城，呆了13年，算是我的第三故乡。宜城方面请我考证，证明宋玉是宜城人。这篇文章，写掉了我的一颗智牙，写白了几根头发，文章的结论既不利于钟祥，也不利于宜城，从此我同宜城断绝了关系。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书呆子自画像》自嘲：
宋玉是散文诗和杂文的始祖，楚辞的殿军。他首倡的伤春和悲秋两大文学母题，贯穿中国文学史。不幸的是，宋玉生前身后二千多年，竟始终是一位怀才不遇的人物。宋玉的生平由于史无详载，以致有些学者将他的作品划在屈原的名下，或轻率地判定为伪作。本文对宋玉生平的考证，旨在摒弃单纯从角度“扬屈抑宋”的历史。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王逸《楚辞章句》：“《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司马迁和王逸的著作，只能说明宋玉曾生活在楚国和在楚国做官，不能认定宋玉就是地道的楚人，比如明代文人曾径称宋玉是“楚客”。确定宋玉的国属，先要从宋玉的姓氏说起。先秦的姓与氏是有区别的，“姓”起源于母系社会，表示有血缘关系的世系同族；“氏”起源于父系社会，由同姓分化而成。汉代以后，姓与氏合而为一。中国先秦时期的宋氏，源于周武王所封的宋国。公元前286年，宋为齐灭，子孙以国为氏。
早在宋亡之前，文献中冠以宋的人名，大略如下：宋万、宋来子、宋勇、宋朝、宋木、宋石、宋勾践、宋遗、宋钘（即宋牼、宋荣子）。上述九人是否姓宋，值得推敲。先秦人士不像汉以后的人士重视姓氏，人名的称呼具有较大的弹性。比如宋万，在宋国时叫南宫万，南宫就是他的姓。后来因宋公而逃到陈国，人们改称他为宋万—宋国的南宫万。又如宋朝，本为宋王之子，子姓，在宋国应叫子朝，后来到卫国担任大夫，人称宋朝—宋国的子朝。凡冠以国名的人，并非以国为姓。比如卫鞅其人，姓公孙，名鞅，卫国公族；“卫鞅”即“卫国的公孙鞅”的简称（卫鞅被封商地后又叫商鞅）。这种情形在春秋战国十分普遍。如赵胜即赵国的(公子)胜，鲁班即鲁国的公输般，巴蔓子即巴国的蔓子，宋督即宋国的华父督等等。这类简称被当作姓名，只是看重姓氏的汉代以来的学者的误读。
宋玉活跃于楚国的时期正值宋国垂危之际。作为一个古老帝国的子孙，宋玉的宋表示国属，应该说比其前辈更有理由。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冠以国名的三个人物—楚王、宋玉、秦章华大夫的并列是耐人寻味的。它反映出作者不忘国属的强烈意向。及至宋国，宋玉的宋由国名为姓氏，便是理所当然的了。湖南宁乡、浏阳的《宋氏族谱》（湖南省图书馆藏），康熙年间续修序提到最早的宋姓人士就是宋玉，并指出其为宋国王族。而在宋玉之前的宋钘诸人，却被该族谱统统除名，这显然不是偏爱或疏漏。作为宋国人氏，宋玉的言论与同时代的宋人言论有大量不谋而合之处。庄子生活并终老于宋国，比宋玉年长；将二人的有关言论予以比较，其知识背景的同一之处显而易见。
《新序》杂事第一：“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耶？何士庶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凤鸟上击于九千里，绝浮云，负，翱翔乎窈冥之上，夫粪田之鷃岂能与之断天地之高哉？’”
庄子《逍遥游》：“棘曰：‘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鷃笑之……’”
《新序》杂事第五：“宋玉事襄王而不见察，意气不得，形于颜色。或谓曰：‘先生何谈说之不扬，计画之疑也？’宋玉曰：‘不然。子独不见夫玄蝯乎？当其居桂林之中，峻叶之上，从容游戏，超腾往来，龙兴而鸟集，悲啸长吟。当此之时，虽羿、逢蒙不得正目而视也。及其枳棘之中也，恐惧而掉悃，危视而蹿行，众人皆得意焉。此皮筋非加急而体益短也，处世不便故也。’”
《庄子·山木》：“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緳系履而过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惫邪？’庄子曰：‘贫也，非惫也。士有不能行，惫也；衣弊履穿，贫也，非惫也；此所谓非遭时也。王独不见夫腾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揽蔓其枝而王长其间，虽羿、蓬不能眄睨也。及其得柘棘枳枸之间也，危行侧视，振动悼栗；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柔也，处势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
并非任何客居异国的宋人或的宋人都能以国为姓。比如宋国大夫兒说，在宋亡之后，其人其后并无改为宋姓的记录。质言之，只有宋国公族才有资格以国为姓。
宋国公族客居异国后，也不全然以国为姓。如宋愍公的五世孙孔父嘉，其子奔鲁，以父名为氏，成为孔姓的一支。这大约是应了“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通则的缘故。宋玉只有在这个通则之内，才有可能以国为姓。从宋国的之君宋王偃上溯四世，《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
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购由立。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剔成四十一年，剔成弟攻袭剔成。剔成奔齐，偃自立为宋君。
自昭公到辟公，宋国八十年间无大事可记。先秦史家偏重对事件的记载，如有王族出奔的国际新闻，史家绝不会放过。宋玉作为宋国公族，笔者能够找到的是宋王偃的公子出走的记载。这位出走的公子，正是宋玉。
宋玉名玉。玉有两层含义，其一喻其初生时肌肤光洁温润，其二喻其出身高贵。在先秦，玉是的象征。以玉和玉的别名命名的人，莫不是王子或显贵。卫国大夫蘧伯玉，名瑗，曾同卫献公之孙当面争葬地，可见不是等闲之辈；楚国令尹子玉是楚君若敖；周昭王名瑕；周定王名瑜。此外，郑国公子瑕，楚莫敖屈瑕，楚武王子瑕等，其名均同玉有关。在《史记·宋微子世家》中，商公族箕子在同周武王谈论经世之道的长篇对话，援引了《尚书·洪范》上的一段话：
维辟（君王）作福，维辟作威，维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则颇辟，民用僭忒。
关于玉的性质，《周易·说卦第九》：“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诗·棫朴》在周王时写道：“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纲纪四方。”《左传》昭公十二年记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劝阻穆王的，其诗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宋玉若非王胄，岂敢以“玉”为名？
宋玉为宋国公子，其代表作《九辩》透露出了种种消息。《九辩》的每句诗都浸透着悲凉的情绪，它烘托出的巨大而深沉的失落感，绝非一般人的失意所能承担。它借悲秋而咏叹人兴衰的无常，携带出了一个久远而广阔的背景。这首诗，应当写于宋亡之际。
《九辩》：“燕翩翩其辞归兮！”全诗写了12种动物，第一个出现的就是燕。燕是宋祖殷人的族徽。宋玉的这句诗，暗含着对祖先和国家的怀念。
《九辩》：“竊美申包胥之气盛兮，恐时世之不固！”宋玉幻想用申包胥式的虔诚去打动楚顷襄王为其复国，又深感今非昔比。当初宋王偃治宋期间，实行军事扩张，对周边的齐魏楚三大国开战，东败齐，西败魏，南败楚并掠地三百里。这笔帐，楚王记忆犹新。即使楚王宽宏大量，楚国当时的国力已不能同强齐对抗。在顷襄王即位前后一段时间内，楚国内乱外患不绝：楚将唐篾战死，楚方城为魏军占领，秦吞并汉北，齐掠走淮北，庄蹻打到郢都，楚人只能忙于自保了。
《九辩》：“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在先秦文献中，“贫士”的说法绝无仅有。与《九辩》同时代的著作，如《庄子》中有18种士，诸如才士、学士、武士、辩士、隐士等等，却没有贫士之说。《荀子》中有27种，也不见贫士的踪影。贫在先秦文献中，含义极为单纯，即富的反义词。二者皆指钱财、财富。《庄子·让王》；“无财谓之贫。”宋玉自称贫士，表明他对穷困感受的强烈。宋玉身为楚国大夫，同进谗的登徒子平起平坐，同楚国景、唐二大家族的知名人士唐勒和景差保持着文友关系，同楚顷襄王一道高唐，足见其地位的显赫。从齐桓公七公子奔楚而受封为上大夫的记载推论，宋玉也当为上大夫。关于士大夫的俸禄，据《孟子·万章》介绍：
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
按照这个俸禄标准推断，士大夫同贫困应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关系。很明显，如果没有经历挥金如土的生活，身为士大夫的宋玉是不会感到贫穷的。
宋玉为宋国公族的立论，笔者还可以提出一个旁证，即体量巨大的宋玉冢。宋玉冢在今湖北宜城县城南三里处的腊树园，建于汉代而毁于之中。据当地人描述，冢高与屋脊相当。宋玉官至楚大夫，先秦的大夫，并非宫廷中独一无二的大官。楚国官至大夫的人，一朝之中为数甚众。楚怀王十七年，秦败楚于丹阳，一次即俘虏屈匄及列侯、执圭七十余人。文官中大夫以上级别的人，至少不会亚于这个数目。田野考古表明，楚都纪南城周围的巨冢。（封土直径40－100米、高6－10米）只有60多个。假使每个大夫都有资格营建大冢，这个数目远远不够分配。如果不是身份特殊，宋玉其人与其冢就显得很不相称。
按《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宋国的末代王为宋王偃。宋王偃四十三年，即公元前286年，齐国伐宋，国土分别为齐、魏、楚兼并，宋国随之宣告。不过，司马迁省略了一个对本文至关重要的史实。即大约在公元前299－295年间，宋王偃以“禅让”的方式，立太子为王，自己退居幕后。这位接受“禅让”的太子，才是真正的末代王—宋元王。
战国时期，学者君王尚贤禅让，曾打动过不少君王。公元前349年，秦孝公曾打算将国家权转让商鞅；公元前316年，燕王哙让位于燕相子之；公元前229年，赵武灵王立12岁的太子何为王，自号“主父”。在战国文献中，赵武灵王的“禅让”受到广泛关注，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赵王父子均死于这一特别事件中，二是赵王正值壮年即立太子为王，在东周列国中当为始作俑者，否则宋王偃的禅让就不会为司马迁所忽视。
公元前295年，赵武灵王因内乱而。这一事变无疑给宋王偃及其旧臣以巨大刺激。时隔不久，宋王父子不和，宋太子出走。《战国策·赵四》对此有一段简要的记载：
齐将攻宋……，李兑乃谓齐王曰：“臣之所以坚三晋以攻秦者，非以为齐得利秦之毁也，欲以使攻宋也。而宋置太子以为王，下亲其上而守坚，臣是以欲足下之速归休士民也。今太子走，诸善太子者，皆有。若复攻之，其国必有乱，而太子在外，此亦举宋之时也。
宋太子国外，应该说是宋国历史上一件异常严峻的事件，并给人以祸起萧墙的种种猜测。可是宋国不久即为齐国所灭，宋国宫廷档案的记录自然终止。宋国末代王的下落，也就不见于史籍，成为宋亡之际的一个难解之谜。大凡出走者，均投奔其所在国的敌国。宋国只同楚、魏、齐接壤，并同三国敌对。由于齐国曾过同宋元王父子不共戴天的宋君剔成，宋元王不可能奔走齐国。宋元王也不可能奔魏。因为后来宋王偃为齐军击败，逃往魏国并客死在魏国一个叫温的地方；如果魏国曾接纳过他的逆子，宋王偃不可能会步其后尘。于是，宋元王奔楚，几乎可以说是顺理成章的结论了。我认为，出走后的宋元王，就是随后出现在楚国的一位特殊人物—宋玉。
一、《九辩》，辩什么？不就是自己的清白吗？其中有几处值得咀嚼的诗句，了宋王父子的冲突及宋元王的出走：
据说宋元王是被其父王的党羽的，出走之前在声中也就留下了永远不能排遣的愤懑，同时又希望有朝一日能重新回到父王的身边。《九辩》写道：
二．宋玉的《小言赋》中记载了一件史实，即楚襄王曾赐宋玉云梦之田。换言之，即楚王在楚国的“国家公园”中给了宋玉一块封地。倘若宋玉仅仅只是一般的宋国贵族，甚至只是楚国的宋来子、宋遗的，他就不可能享受如此殊荣。列国公子奔楚者，仅《左传》记载就不下十起。其中有幸受封的人，其封地多在楚国当时的边境。如吴公子夫概奔楚，昭王封之于棠溪。齐田忌奔楚，楚王封之于江南。这类赐封具有明显的意图。田忌投奔楚国后，杜赭即向楚王封田忌于江南。他的理由是：“田忌，亡人也，而得封，必德王。若复齐，必以齐事楚”。这种投资也就为列国君主所通用。宋玉受封，其性质同田忌受封完全一样。作《小言赋》只不过是楚襄王借以赐封的一个文雅的口实。宋玉受封，当在宋亡之前。当时，宋玉是一个有价值的者，他既有时间，又有作《小言赋》这类轻松的智力游戏。
三、宋玉在楚国始终是楚王身边一位身份特殊的清谈家。其言论同楚国的生活几乎无涉。楚王可以在执政之余，同宋玉一道游云梦、高唐、兰台和阳云之台，漫际地聊天，谈气象、谈女人，唯独不谈。楚王的这种闲情逸致，在以招揽稷下先生著称的齐宣王那时也不曾有过。这恰好印证了宋玉身份的不凡。正因为宋玉是宋元王，楚王才会同他谈论以外的种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