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私产经济学与伦理学，个人至上、 财产至上、 至上、 市场至上之，经济学及伦理学观念，用正确观念战胜、弱智和
米塞斯认为：1）在经济学当中，可以真正推动经济学理论的思想家，任何时候都寥寥无几。2）成千上万学者从事着划界为牢的分析，如“劳工经济学”、“国际经济学”等等，而实际上，经济学是个统一整体。3）的是，那些最一以贯之的学生，看穿教授鼓吹的干预主义之逻辑不足，将其老师的学说推至逻辑终局，并支持社会主义。4）在领域的各派中，真正的中立是不可能的（正居于此，主义者接受了政教分离）。然而在同样有着冲突的历史学与经济学中，面对必须作出选择的各种解释，绝大多数学生尚嫌幼稚；且无论如何没有足够的老师能用中立态度介绍竞争观点。（本文选自米塞斯《人的行动》第38章“经济学在的地位”。）
靠税收支持的一些大学，是要受执政党的支配的。只任用那些准备他们所赞成的观念的人们做教授。因为，所有非社会主义的，今天都主义，所以，他们只任用主义者。在他们的见解中，大学的首要任务，是把的社会哲学向下一代推销。他们用不着经济学家。
按照古老的传统来讲，大学的目的不只是教学，同时也要促进知识与科学。大学教师的责任不只是把别人发展出的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他应该对他自己那一门的知识库藏有所增益。他应该是举世的一位有充份资格的一份子，在更丰富、更优良的知识道上，他是一位创新者或先锋人物。一个大学不应甘心承认它的教授在其专业领域中不及别人。每个大学教授都要认为，自己比得上他那门学科中其他的大师。像他们当中的最伟大者一样，对于知识的进展，他也贡献他的一份。
「所有的教授是同等的」这个想法，当然是个假想而非事实。在天才的创造性作品与专家的论著之间，有个很大的差异。可是，在经验研究的领域里，倒是可以抱持这个假想。伟大的创新者和简单的例行工作者，在他们的硏究过程中，用的是相同的技术性的研究方法。他们做实验室里试验或收集历史性的记录。他们的工作外表是相同的。他们发表的论著所指涉的是相同的科目和问题。他们是可等量齐观的。
在理论科学，像哲学和经济学方面，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没有什么是例行工作者按照刻板的模式所能成就的。这里没有那些需要专门论著的作者勤勤恳恳不辞劳苦的工作。这里没有经验方面的研究：所有的成就都要靠深思熟虑与推理的能力。这里没有什么专门化，因为所有的问题都是相互关联的。处理这个知识体系的任何部份，实即处理它的全体。有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从心理和教育的观点形容博士论文的时候，他说，这种论文给作者一种骄傲自信，自信在他的那个知识领域里有一个小角落，尽管小，他不比任何人差。很明显地，这种后果，不会因一篇经济分析的论文而发生。在经济思想的集合体中，没有这样孤立的角落。
对经济学有重要贡献的人，在同一时期从来没有十个以上。有原创力的人，在经济学方面如此之少，在其他知识领域也同样地少。而且，有原创力的经济学家，有许多不是雇于教师群的。但是，大学和学院所需要的经济学教师是数以千计。学术界的传统是要求每位教师发表原始贡献以证明他的学问。仅是编教科书和手册等不能算数。一位大学教师的声望和薪水，是看他的学术性著作而不是看他的能力来决定的。一位教授不得不出版几本书。如果他觉得他没有适合的能力写经济学的书，他就去写经济史或叙述经济学。但是，为着不丢面子，他又要坚称他所处理的问题是纯经济学的，而不是经济史。他甚至于还要强说，他的论著所包括的仅属经济硏究的正当范围，只有这些论著才是经验的、归纳的、和科学的，至于那些「讲坛」理论家纯抽象的著作，都是无用的空论。如果他不如此，他就得承认，在经济学的教师当中有两类的人：一类是他们自己对于经济思想的发展曾经有贡献的人，一类是在这方面没有贡献，而在其他方面，如最近的经济史方面，做得不错的人。这样一来，学术界的气氛，就对他们变得不利了。许多教授们——幸而不是所有的教授——存心轻蔑他们所谓的「空理论」（mere theory）。他们想用那个没有系统的历史的和统计的资料的凑合来替代经济分析。他们把经济学分散为许多的部门。他们专攻农业、劳工、拉丁美洲、和其他类似的一些分目。
使学生们熟习一般的经济史，乃至最近的经济发展，这确是大学教育的工作之一。但是，所有这一类的教学，如果没有经济学作基础，一定是要失败的。经济学不容许割裂为一些特殊部门。它所处理的，必定是一切行为现象的相互关系。如果我们分别处理生产的每个部门，行为学的一些问题就不会成为显而易见的。研究劳动和工资，而不涉及物价、利率、利润和亏损、货币和信用，以及其他一切有关的重大问题，那是不可能的。工资率的决定这个问题的实质面，在「劳动」这一课程当中甚至不会接触到。事实上，没有「劳工经济学」或「农业经济学」这样的东西。我们只有一个首尾一贯的经济学。
这些专家们在他们的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讲的那些，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论调。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成为某一压力团体的意理的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而号称中立的专家们，也于无意中赞成主义者一些基本信条。在讨论各形各色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所采的措施，他们只是为的推荐他们自己的那个牌头的制以替代别人的制。他们毫不地赞成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不公平地绝大多数人的重大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是受大企业而为不公平的权益作的人。所以，他们主张必须把这样的歹徒于大学以外，而且，不让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
学生们了。在数理经济学家所授的课程中，他们被填塞了一些关于均衡状态的公式，在均衡下再也没有什么动作了。他们很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这些方程式对于经济活动的了解，没有任何用处。在专家的中，他们听到许许多多关于措施的细节，他们必然推想到一些矛盾，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均衡，而且工资率与农产品价格也没有高到工会和农民所想的那么高。于是，他们觉得激烈的，显然是必要的。但是，怎么样呢？
大多数学生毫无地教授们所推荐的主义这种万灵药。他们相信，当实行最低工资率，供给每个人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的输入被的时候，社会情况就叫人完全满意了。他们没有看出老师们所讲的话里面有许多矛盾，老师们某一天感叹竞争的疯狂，第二天又感叹独占的；某一天抱怨物价下跌，第二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是要取得学位，是要尽快地向或某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谋得一个职位。
但是，也有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了主义的那些。他们接受了老师们对市场经济的反对，但是，他们不相信主义的那些个别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它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一贯地把教师们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的文明的开始。
可是，使得今天的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苗圃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面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多。经济学系里面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教其他课程的教师也熟习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科学的教师不同。这些教师们是以的粗疏的辩证作基础来解释历史。其中，有些人即令是因为唯物主义和而热烈反对马克斯主义，他们仍然受着宣言和国际的纲领所表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解释为资本主义下必然的。这些只会随资本主义的过去而消灭。
在那些没有复杂的语言集团发生困扰的国家里面，国民教育，如果限之于读、写和计算，就会办得很好。对于聪明的小孩，再教点最浅显的几何学、自然科学和本国现行法律的基本概念，也是可以的。但是，一到他想更进一步，严重的困难就发生了。基层水平的教育必然是注入式的。如果把一个问题的各方面看法都摆在靑年们的前面，让他们在许多不同的意见中加以选择，这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能够把自己所不同意的意见，像自己所同意的一样，乐于讲给学生听，这样的教师，也是难得找到的。还有，主办这些学校的党派，可以在校内宣传它的主义或信条，而轻蔑其他党派的主义或信条。
在学校里面，主义者解决这个问题是把与教分开。在国家，公立学校不再讲授教的教义。但是，学生的家长可以地把小孩们送到所办的学校去。
可是，这里的问题不只涉及教教义及某些与圣经冲突的自然科学理论。它甚至与历史和经济学的教学更有关系。―般人对于这件事所知道的，只是关于国际史的教学。现在，有些人说到历史的教学必须避免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chauvinism）的影响。但是，很少的人知道公平而客观这个问题，同样地，这也发生在国内史的教学方面。教师自己的和教科书作者的社会哲学，会渲染他们所讲的和所写的故事内容。为使小孩和青年们易于了解，必须教得简单扼要；可是愈简单扼要，效果也愈糟。
照马克斯主义者和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面所教的历史被古老的主义的观点污染了。他们想以他们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斯的见解中，一六八八年的英国、美国、法国大、以及十九世纪欧洲的一些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资产阶级的优势随着建立。的大众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下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者的阶级。为着解放劳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必要的。主义者主张用式的社会政策（Sozialpolitik）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斯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资产阶级的制度才会有效地解放。
对这些争执不下的问题及其隐含的经济学说，如果缺乏明确的立场，是不可能去讨论任何一段历史的。在对待需要去完成“未竟的”的鼓吹面前，教科书和教师们也无法选择一种超然的中立性。每一种关于近300年来历史事件的陈述，都涉及对这些争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宣言、葛底斯堡和宣言的哲学之间作出选择。
在高中，甚至在学院这个阶段，历史和经济学的传授，实际上是注入式的。大多数的学生，确实不够成熟到有自己的判断。
如果国民教育比实际的更有效率，那些政党将更是要来控制学校，以决定这些课程的教法。但是，普通教育对于后代人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观念之形成，所发生的作用不大。、和周围的的影响力，远比教师和教科书的影响来的大。、政党以及压力团体的宣传，也胜过学校的影响力，不管学校所教的是什么。学校里面所学的东西常常是很快地就忘掉，不能够长期保持住以对抗一个人所生活的继续不断的鎚击。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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