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颜鹏飞就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做了大会主题发言。他对教材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教材的特点以及编写进程等问题做了全面介绍，与会教师与研究生对教材编写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首都经贸大学丁冰对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做了系统梳理。他首先对关于确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中指导地位的争论进行了概括，然后对关于经济全球化性质、新主义、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关于西方经济学流派的工作进行了评析。此外，他还介绍了在宏观与微观经济学以及西方经济学各分支学科等方面的进展情况。
许多学者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比较研究了这两种理论。物资学院车卉淳从产权的实质、产权关系的历史形式、产权预警机效率3个方面对比分析了二者，认为马克思产权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西方产权理论有很大局限性。厦门大学黄莹从制度变迁的动因角度对比了这两种理论，认为以诺斯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仅涉及微观层面的分析，带有主观性；而马克思是从客观、历史现实出发，发掘出了产权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因。武汉理工大学张婵娜认为，马克思没有一般性地回答公有产权与私有产权是否有效率的问题，更多强调的是公平与分配问题，而西方产权理论则把产权视为提高效率的工具，并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忽视产权安排对提高绩效的作用。福建师范大学蔡秀玲比较了两种理论在雇佣契约问题上的分歧，以解释国内学者对《劳动合同法》不同看法。“企业论”的主要依据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契约论；“劳动论”则来自马克思的理论。两派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又都存在偏颇，应该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把雇佣契约看成一种不平等合约，承认干预的必要性，干预主要应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制度，鼓励工会参与劳资谈判等措施；而企业论主张市场机制在劳动合同签订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应公平自愿交易行为的顺利实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胡乐明认为国内外产权分析中存在4个方面的偏颇：第一，偏重分析，忽视文化因素的作用，无法对事实上存在的做全面分析。这是因为法律只能对产权关系作原则性，它与社会通行的行为规范与准则一道才能构成社会的产权制度。第二，基于“市场”而不是现实，力图证明明晰个人产权的扩张会导致干预的缩小，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第三，认为每个经济问题都存在一个私有产权的最优解，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如科斯对灯塔类公共物品的分析就难以找到这个最优解。第四，整体主义的个体主义分析原则，无法实现个体在其理论框架内的整合。
中南民族大学郭广迪从短期、长期与超长期分析方法角度对比了凯恩斯、斯密与马克思的思想，认为凯恩斯短期分析与斯密长期分析的共同点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分歧在于其能否自行实现充分就业均衡；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与两者的分歧在于资本主义是否。如撇开这一分歧，凯恩斯与斯密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非毫无意义；马克思的超长期分析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一些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发研究了“人力资本”理论。丁冰认为，人力资本不过是马克思劳动力概念中的智力因素，舒尔茨把其提炼出来符合马克思的思想，有积极意义。但他把属于劳动力构成要素的智力因素出来与资本家的物质资本并列，却了劳动者被剥削的事实。云南大学徐光远等则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工业经济时代迈进知识经济时代，意味着生产者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上升，预示着历史正在，从“资本雇佣劳动”向“劳动雇佣资本”过渡，人与物的关系正在被正立过来。
颜鹏飞全面梳理了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评价，以证明马克思主义仍有生命力，对当代西方社会仍有重大影响。大学徐树林认为，数理经济学家森岛通夫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将马克思的理论模型化，使《资本论》中的主要论题在逻辑上严密到可以用数学方法来重新论证。税务学院丁堡骏等则持不同看法，认为森岛通夫在求解转型问题时，曲解了马克思转型命题，将“加权”的两个基本相等关系作为马克思的两个基本相等关系来论证；在论证过程中，由于他变相地引进两个不变性假定，还存在循环论证的问题。
师范大学白把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分为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价值的本质理论，了价值的生产关系实质；第二层次是马克思在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完善的价值实体理论；第三层次是在生产价格范畴上研究了价格的直接基础，“斯拉伐体系”就是在这一层次上对生产价格精准值的确定，即“实物价格理论”；第四层次是《资本论》第3卷中探讨的市场价值与市场价格，西方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不过是这一层面理论。
上海财经大学冯金华质疑了列宁提出的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并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般性质进行了演绎，认为增长可以是平衡的，也可以平衡的。究竟哪个部门优先增长，取决于两大部类的积累率和资本有机构成等因素。
一些学者还基于马克思的理论对西方经济理论进行了拓展研究。广州市委党校朱殊洋以马克思扩大再生产均衡条件为基础，推导出一个长期的菲利浦斯曲线，认为这条长期曲线具有一般性，可以解释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关系，也可以解释二者的正相关关系。大学王岩根据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推论，认为货币存在实际贬值与相对贬值两种情况，前者源于货币供应量过多，后者来自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下降。
一些学者探讨了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上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结合国情对中国经济学进行创新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程恩富等提出了“马学为体、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6大学术原则，主张要处理好“马学”、“”、“国学”三大知识体系与实践检验的关系。厦门大学林其屏认为，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主要表现在“创新性”、“思想性”、“本土性”、“人文性”、“兼容性”等5个特性上。海南大学王毅武把思想与理论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其基本内容构成新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与科学发展观的系统阐述共同构成理论的新发展，是新时期中国的主流经济理论。
1西方经济学与政策研究新进展一些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消费者行为偏好稳定假设提出质疑，认为这与现实中消费者行为。虽然行为经济学、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都对它进行修正或重建，但效果并不理想，主张吸收生物学、心理学的最新，将制度、社会、生物和心理的因素一并纳入到分析中，用以解释偏好的形成与演化。
西北大学高煜等认为，西方经济学中关于企业兼并动因的研究都以假定要素价格不变为前提。他放宽上述假定，讨论了某种生产要素价格变化条件下最优规模与兼并的关系及其兼并发生的条件。结论是，当要素价格变化时，厂商会重新寻求最优规模，扩建与兼并都是可选择的方式。如选择兼并，其能否实施取决于兼并成本曲线状况，这要求降低兼并成本。
福建师范大学何宇认为，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企业品牌资产时割裂了企业与消费者，难以讨论二者的均衡。他建立了一个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双边投资模型，进一步刻画了品牌资产节约交易费用的本质，并认为在消费者专用资产与企业产品市场占有率相交时，品牌投资有均衡解。从微观上看，品牌投资不仅增加企业的产品销量，还增加消费者专用资产。从社会角度看，品牌资产是消费者构建起的一个分散决策的效率机制，这一机制是的职责。
中国社会科学院余斌对凯恩斯乘数提出质疑，由于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收入与投资的关系，凯恩斯模型的实质不是乘数=产出变动／投资变动，而是乘数=产出变动／没有消费掉的产出变动。因此，模型中的投资变动意味着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动，而不是收入变动。
大学吴宇辉等研究了艾勒曼语境下的劳动产权理论。这个理论根据“归罪”司法原则，认为劳动者被雇佣后，不会变成与土地、资本一样的物，而应与雇主一样承担责任。基于雇佣契约与归罪司法原则之间的矛盾，他推论出“雇佣契约无效性”，劳动者应该占有自己正或负的劳动。正是在证明资本主义企业模式不合基础上，艾勒曼主张建立控制权与剩余权都归劳动者的公司。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刘文把西方商品理论史划分为4个时期：它产生于19世纪中期以后；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上半期理论的形成阶段，凡勃伦是这一时期对商品概念理解最深刻的人；20世纪50—80年代是其发展时期；1980年代后，由于博弈论、信息经济学方法的引入，商品理论进入全面发展时期。山东经济学院崔元鹏等把西方企业社会责任(CSR)理论划分为4个阶段：19世纪初一1920年代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提出与概念形成阶段；1930—1940年代是围绕“经营者应对谁负责”争论阶段；1950一1960年代是慈善捐赠化与经营者职能争论的延续阶段；1970年代以来是这一理论全面发展阶段，形成了4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即企业社会回应理论、企业社会绩效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理论。
天津商业大学姜达洋考察了西方产业政策理论的最新进展。东欧剧变与拉美债务危机引发了新主义与产业政策主义的激烈争论，这催生了“共识”。由于共识在实践中的破产，产业政策理论再次受到关注。新进展主要表现在：对产业政策有效性的新解释；改变了早期侧重贸易政策的传统，更侧重通过产业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加强能力建设的研究。
武汉大学马颖等概括了发展经济学中对家庭研究的新进展。由于发展中国家市场缺失，家庭还发挥市场替代物功能：如家庭储蓄对信贷、保险缺失的补充，家庭营养配置对生产率的影响，家庭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特殊作用。此外，一些与会学者还分别对经济人假设、李嘉图等价、预期学派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化工大学高歌比较了同属于奥地利传统的熊彼特与哈耶克，认为他们分别代表了这一传统的两大分支，二者的主要区别是对瓦尔拉斯体系的不同态度。熊彼特对瓦尔拉斯的推崇主要是其数学推导方法，对庞巴维克的仅限于其缺乏推理技巧，而不是奥地利学派的方法。因此，熊彼特虽没有建立学派的想法，他却展现了奥地利传统的独特一面。
复旦大学尹伯成不同意把经济思、想史上的三次综合视为“折衷主义”、“大杂烩”的传统观点。他以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为例说明，综合前人学说不是简单混合，而可发展出新理论；将前人不同甚至对立学说的折中，不是调和矛盾，而可实现理论创新。浙江大学张旭昆等向大会提供了英国学者威克斯蒂德(1844—1927)的论文《论分篇的协调》(1894)的中文译稿，并考察了其对边际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贡献。威氏与克拉克以前的边际主义者侧重从效用角度考虑价值理论，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将边际主义的收入分配理论统一于边际生产力理论。尽管这篇文献在影响上不如5年后克拉克出版的《财富的分配》(1899)，但威氏统一了不同要素的收入，即无论何种要素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收入份额。同时，他提出收入分配的协调问题，并用微积分方法研究了要素收入加总问题。这对边际主义者最终抛弃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分配理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也为马歇尔对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重大综合奠定了一定基础。
云南大学等通过对考尔斯委员会与计量经济学发展这一美国经济思想史中的事件研究，从一个侧面了美国制度主义衰落的原因。由于得到投资咨询公司老板、热衷于股票市场预测研究考尔斯的资助，使计量经济学学会在1930年代成立之初便出版了《计量经济学》，并把许多著名的计量经济学家聚集在考尔斯委员会麾下。这推动了“形式主义”，导致制度主义的衰落，也促成了把计量经济学作为漂亮外衣的新古典霸权形成。
中国人民大学吴易风从思想史的角度回顾了1990年代初围绕通货膨胀问题的学术争论，认为那场争论对于思考与分析现在的宏观经济问题，仍然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三、西方经济学与现实经济问题研究
浙江财院陈惠雄对建立在收入基础上各种消费函数理论提出质疑，认为传统理论忽视了不同消费者为获得同一收入需要付出不同生命成本问题。生命成本是指消费者为获得一定货币收入而以生产者身份和以时间为维度支出的体力、脑力与心理负荷成本的总和。在这一基础上，他提出生命成本消费函数理论，初步构建起解释消费者一生产者相统一的消费行为的新框架，并用中国与美国消费者之间、中国农民与市民之间消费倾向的差异来验证这一的解释力，认为前者的消费倾向低下是因为他们单位时间收入低下，即获得等量收入需要付出更大的生命成本。
厦门大学郭其友等认为，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投资和出口导向特征，这导致外贸依存度高、投资效率低下等问题，只有将这种增长动力模式转变为国内消费主导型的平衡增长动力模式，才能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分析，他认为人均国民收入3000—4000美元时将确立或加速这种
转变。目前中国已开始具备这种条件，应通过扩大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调整产业结构和支出结构以及培育新的消费增长点等措施，来增加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湘潭大学的许多教师与研究生专题研究了消费经济学问题。庚等把消费纳入一个与我国企业产权制度变革和企业初次分配相关的分析框架中，进而把我国消费率下降与分配不公的原因归结为初次分配中要素所有者特别是物质资本所有者在产权制度转型期获得最大好处，劳动联合体产权应该主张的合作剩余权被强占。认为只有充分界定非资本要素以及劳动联合体对企业剩余的权，才能缩小收入差距，刺激国内消费需求。杨巨等从消费结构角度讨论了类似问题，认为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不合理的主要原因是消费总量不足。根据消费总量与基尼系数成反比并呈较强相关性，可以认为消费总量不足与消费结构不合理同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很大关系，而收入分配不平等又主要在于企业内产权配置不利于劳动者。引入劳动联合体产权形式有助于缩小收入不平等程度，优化消费结构并促进消费。
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指出，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及其收费制度对居民消费行为有较大影响。这既大幅增加了家庭的直接教育支出，高校学杂费从1998年的73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792亿元，7年间增长近10倍；这也改变了家庭对未来教育支出的预期，增强了预防性储蓄动机，引起居民消费水平相对下降。他还利用1995、2002年两次城乡家庭与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高校扩招与居民消费行为的关系，证明高校扩招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了12％。
郑必清将消费增长动力分为内生性与外生性机制。认为只有随生产稳定增长的经常性收入增加，才是促进消费需要与消费从而激发购买行为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实施的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措施虽然促进了消费总量增长，但这些措施大多属于外生的，因而未能消费率的下滑。要消费率下滑，更要着力分配制度，增加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份额，使劳动者收入增加与劳动生产率、P增长基本同步。覃小飞等建立了一个关于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内生增长模型，以我国1978—2006年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扩大财政支出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财政支出增加1％，在短期中居民消费增加0.37％，在长期中增加0.80％。这表明我国发展水平低，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不足，扩大其供给有助于拉动消费；同时，这也为我国目前以扩大支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理论支持。
资树荣建立了一个进口贸易增长模型，运用2000—2007年月度数据进行研究并得出结论：受进口需求结构刚性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不会对进口贸易有较大影响；单纯依靠增加进口来缩小贸易顺差作用也很小；要扩大进口贸易以缩小顺差，可选择的措施是调整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此外，张军莲、龚志民、谢风华、刘国栋等学者还对节约型消费行为及其制度安排、消费需求拉动对策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人民大学方福前对以来我国经济调控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思考。30年来调控成效显著，表现在经济增长越来越平稳，波动幅度在减小，波动损失也在减小；其主要经验是要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社会与个人、与经济三方面关系，尤其是恰当定位的作用；要完善经济调控，既要深化对市场的认识，也要不断改进调控方式。他还对“我们具备了驾驭市场经济运行能力”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它与“我们可以使国民经济实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仅就预测手段而言，目前的预测只能在经济上行或下行趋势不变时才相对可靠，对周期拐点的预测还只是一种“猜测”，准确率很低。
中南财经大学陈银娥等在大会主题发言中，把中国人民银行发挥中央银行职能以来的货币政策实践划分为4个阶段，对反周期政策进行了研究。发现信贷渠道具有内生性且相对有效；M1与M2只对CPI产生影响，而对P无明显影响；M1对cPI更直接，应特别关注；实际利率RR对P和CPI都无显著影响。据此认为，我国市场机制尚不完善，金融市场尤不发达，要更好地发挥反周期货币政策效果，还须加快经济和金融体制。黄启才等在传统货币政策动态优化模型基础上加入度量利率平滑性与利率稳定性变量，利用我国的历史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效果。结果表明，在中央银行同时关注通货膨胀与产出缺口双重目标时，如不考虑利率平滑和利率稳定性，名义利率波动较大；如稍许关注利率平滑和利率稳定性，其最优利率规则解对于保持低的和稳定的通货膨胀最为有利，特别是在通货膨胀剧烈波动和经济发展不稳定时期。
大学纪玉山等建立了一个我国非可再生资源使用的跨时期分析模型，以研究非可再生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其结论是，非可再生资源的跨时期使用，在贴现率升高情况下应向前期倾斜；而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情况下应向后期倾斜；反之亦然。其政策含义是，应走新兴工业化道略，实现自然资源长期的有效利用。华中理工大学张建华等以能源效率较高的广州市为样板，对其1985—2006年问产业结构变动与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是能源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的影响则相对较小；从短期来看，上述情况依然存在，但产业结构变动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相对更大一些。
武汉大学邹薇等运用我国1994—2002年间的面板数据和1978—2002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道基础设施建设对各地区间经济增长与贫困减弱的作用。结果表明，道基础设施尤其是对资是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公共支出投资于落后地区公建设，对协调地区问经济增长与脱贫减困有直接促进作用。
湘潭大学楚尔鸣等建立一个三变量SVAR模型，对我国投资的挤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投资对私人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但挤出程度不高的结论。要降低其挤出效应，除了降低边际税负与控制国债规模外，还要优化投资结构，既应增加生产性公共领域投资，发挥其与私人投资的互补作用；又应减少对高利润垄断行业的投资，降低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湘潭大学李辉文等基于我国转型时期利率具有“双轨”特征，采用sVAR模型对我国利率变动对物价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真实利率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有很大作用，管制名义利率会因调整滞后加剧物价升跌水平。其政策含义是。应及时调整名义利率，尤其应避免真实利率为负值而加剧通货膨胀，从长期来看则应加快利率市场化。
程恩富与美国经济学家科茨把危机的根源归结为新主义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在1980年代以来在新主义浪潮下，美国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金融机构可以追逐利润，创造出大量衍生金融工具，提高了债务水平；另一方面，这造成悬殊，工资不升反降，工薪家庭不得不进屋抵押贷款以维持以往的生活水平。当这种债务过高，无法维持时，便引发了次贷危机。
大学苏剑从美国科技进步放慢角度探讨了危机的原因。在战后冷战格局中，美国将大量资源投入与苏联争霸的领域，促进了通讯、计算机、互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冷战结束以来，美国的科研投入尤其是对军事科技的投入减少，按照一项科技从军用转为民用需要10年左右时间计算，进入新世纪后，冷战时期积累下来的科技潜力已被挖掘殆尽。这时要经济增长，只有依靠低利率政策来刺激投资，而这种投资以质量下降为代价，并会出现低效率投资与央行进一步降低利率才能维持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当受到冲击时，这些低质量项目变成烂账，引发金融危机。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佳菲在大会主题发言中，以“美元人格化”为线索，讨论了国际大银行家操控下的美元货币在次贷危机形成、爆发、发展过程的作用。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张作云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虚拟经济角度，研究了次贷一金融一经济危机的根源。梦见参加结婚喜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