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一、地表石刻与墓内神兽的变化与汉代墓葬制度相比较，六朝墓葬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在大型墓葬的地表出现了具有制特征的神道石刻，种类包括石兽(石辟邪)、石柱、石碑等。从20世纪初叶开始，前辈学者便对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发表过相关资料，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张璜《梁代陵墓考》②、朱希祖、朱偰父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③、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④和《金陵古迹图考》之第五章《六朝陵墓》⑤等数种。二、六朝陵墓瑞兽系统的源流与演变关于六朝陵墓前石兽的风格及其来源，过去学术界曾有过十分热烈的讨论，对其源流演变所持的基本观点，多认为其一方面源于汉代，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文化因素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提纲中首次提出将商周秦汉以来的墓葬制度划分为“周制”、“汉制”、“晋制”三个发展阶段的设想。他认为，约从三国两晋时期开始，除河西等较为边远的地区仍大体沿用东汉后期的旧制外，许多身份极高的贵族之墓开始向单室砖墓演变，墓形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晋制”出现。“这种新制西汉末开始孕育，东汉后期眉目已见，三国以后瓜熟蒂落”①。虽然俞伟超先生并没有展开论述“晋制”的具体特征，只是以单室墓作为“晋制”最具标志性的特点，指出其是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仅此一点，其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笔者认为，除了墓葬形制之外，汉晋南北朝以来墓葬装饰风格中以神灵动物作为镇守死者亡灵、引导死者“”的瑞兽这一题材的嬗变，或许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制”与“晋制”之间转换流变的线索，本文试对此略加论述。
一、地表石刻与墓内神兽的变化
与汉代墓葬制度相比较，六朝墓葬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在大型墓葬的地表出现了具有制特征的神道石刻，种类包括石兽(石辟邪)、石柱、石碑等。从20世纪初叶开始，前辈学者便对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发表过相关资料，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张璜《梁代陵墓考》②、朱希祖、朱偰父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③、朱偰《建康兰陵六朝陵墓图考》④和《金陵古迹图考》之第五章《六朝陵墓》⑤等数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的考古工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又不断取得新的调查。据统计，经考古调查地面有遗迹可考的六朝墓葬石刻共计33处，其中分布于南京者11处、分布于江宁者9处、分布于句容者1处、分布于丹阳者12处，这当中有5处是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若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大型墓葬地面有石刻的7处，共计可达40处。其中位于丹阳陵口的1处可能不属于某一单独墓葬，而是丹阳齐梁诸陵总入口处的地面遗迹⑥。
六朝墓葬前的神道石刻一般成对分布，一墓以三对为最多，即石兽一对、石柱一对、石碑一对，虽然历经岁月残蚀保存现状不一，但基本上仍可观察到当时是以对称排列的形式布局的。其中的石兽，有的有角而有的无角，有的有双角而有的仅有单角，以往的研究者多据此将其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天禄”、“麒麟”、“辟邪”等神兽加以对照⑦。这类石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均带有丰满而短小的羽翼，可以称之为“翼兽”。显然这种动物形象并非现实写照，而无疑是一种神兽，因其具有地下、守护死者亡灵安息之功能，亦可以“瑞兽”名之(图一)。这类石兽最初见于东汉墓葬前的地表之上，在六朝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详论。
石碑是汉代墓前石刻之一，六朝陵墓前的石碑仅仅只是形制上发生了变化。汉代墓碑的碑首多作圭首形，六朝时碑首变成了琬首形，左右有双龙交缠，环缀于碑脊；碑身除刻写有文字外，还在碑侧加饰鸟兽花叶纹的浮雕，分格雕出，每格中刻一种纹饰，分格处饰以忍冬缠枝纹，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装饰手法”⑧。石碑的碑座仍然沿袭了汉代以来的龟趺之制。
图一 南京丹阳六朝陵墓前的石兽(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六朝陵墓前出现的石柱，从渊源上可上溯到汉代。《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东汉太守级的墓前有陈设石柱、石阙、石碑、石兽等的情形⑨。这种墓前石柱也被用作神道的标志，如《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⑩。但六朝陵墓前石柱的形制却既不见于汉代陵墓石刻，也与后来唐、宋、明、清诸陵前的石柱不同，是这个时期出现的新样式。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顶部为柱首圆盖，往往刻成圆形的莲座状，座上立有一小兽，多刻成有翼神兽的形态。柱身中腰为圆形，表面刻成瓜棱状，有24～28道直线形条纹垂直向下；柱身上端嵌有一块方形的小神道碑，左右两柱相对，一为正书，一为反书，也有的均为正书或反书，“某某人之神道”；在碑下方饰有一块方石，其上刻出怪兽和双龙交首等纹饰带。最下方为柱础，上层刻有一对带翼的怪兽，口内含珠；下层为一方形的台座，四面均有浮雕，多雕刻有动物形象，但因长年埋于地下多漫漶不清(图二)。石柱上有刻文方石，这和东汉石柱是相同的，但柱顶出现纹的圆盖及蹲坐的小兽，却是东汉石柱所没有的。
除了地面上的神道石刻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六朝墓葬的内部装饰也开始出现了新的手法与题材，在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大幅的拼镶砖画，图案风格与汉画像砖已大不相同，而有可能仿效了当时流行的绘画艺术(11)。用多砖拼镶出的“竹林七贤和荣启期”巨幅画像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新的拼镶砖画的艺术形式，自从东晋出现以来“到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开始大放异彩，成为六朝艺术的精华”(12)。江南一带在两汉时期并不流行画像砖，至晋室南渡之后才日益盛行起来，可见其受到中原汉画像砖的影响。但是，六朝墓葬的拼镶式画像砖并没有完全承袭汉代的风格题材，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其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瑞兽系统的变化，汉代以“四神”(也称为“四灵”，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题的神灵动物，不再占据墓室的主要，而是突出了守门的狮子，它以显著的、大幅拼镶砖画的形式最先出现在墓葬甬道的两侧；其二是大量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案如、伎乐人、、忍冬纹、持瓶和持炉供养的天人等开始出现在装饰图案当中。这些因素都不同于两汉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风格，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新时尚。
图二 南朝梁萧景墓前的石柱(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4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通过上述对地表和地下墓葬装饰风格嬗变的观察，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六朝以来的墓葬一方面承袭了汉代墓葬的旧制，而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若干新的外来文化因素，二者熔为一炉，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规制，充分体现出汉魏六朝以来随着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变化，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装饰艺术随之而发生的转变。而这些因素中最引人注目的，显然莫过于地面的有翼神兽和地下的守门狮子互为形成的神灵瑞兽系统在墓葬装饰中的突出地位，这是与过去的“汉制”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之处，也是我们从另一个侧面去认识“晋制”形成的标志性特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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