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华盛顿大学教授杨日旭是胡适1952年访台时的临时秘书。因这段机缘，胡、杨之间有了近十年的交往。胡适对杨提携、帮助极多。胡适在处事风格、政治态度等方面对杨氏均有极深影响，杨日旭对胡适终生感念。杨日旭收藏有胡适给他的10封书信并相关史料若干种。这些材料对研究胡适当时的生平活动、政治思想、人际交往，均有重要意义。以这批新材料为基础，梳理了胡适、杨日旭的交往。
关键词：胡适杨日旭交往
1952年11月19日，胡适于去国三年半后首次回到台湾，做了为时两月的紧张、忙碌访问。这期间，时任台湾省教育厅督学的杨日旭[1]，受厅长陈雪屏的委派，担任胡适的临时秘书，负责胡适的“日程安排、覆信及陪同访问、演讲”等事宜[2]。也因这段机缘，胡、杨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并有了颇为频密的交往，成为胡适晚年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段交往已鲜为人知。
2013年10月，笔者到高雄专访了杨日旭教授。杨教授回顾了与胡适交往的点点滴滴，并多次说：“胡适之先生，我的大恩人”，又将珍藏半个多世纪的胡适给他的10封信复印给我。这10通遗札，最早的写于1955年2月27日，最晚的写于1959年12月7日。其中，1955年3通，1956年1通，1957年2通，1958年3通，1959年1通。胡致杨函，本不止10通，其1952-1953年的若干通，惜均遗失。[3]现存这10封信，除写于1957年7月15日的一通发表过[4]，其余均未发表。杨氏所藏胡适档案，除这10封信，尚有胡适为杨亲撰硕士论文提纲、胡适在赠杨《丁文江的传记》上的“题签”等。杨氏则自撰有关胡适的日记、题记、批注等多种。笔者以上述材料为基础，辅以其它材料，梳理了胡、杨之间的交往；又以交往为线索，阐释了这批史料的价值。
一、朝夕相处两个月
杨日旭所以被派为胡适的临时秘书，似极为偶然。据杨后来追记：“（11月19日）晚间雪屏先生来电话嘱担任胡先生记室工作。”[5]至于为何派杨而不是其他同僚，系因他正准备留学考试因而英文较佳。两月的朝夕相处，使杨日旭成了胡适这次访问最了如指掌的见证者。
10年后，杨日旭曾追记胡适当时每天工作到很晚的情形：“那时每天至少有两个饭局，一个讲演，还要写文章。以六十二岁的高龄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不但毫无倦容，而且在晚上还关起房门，开夜车至深夜。有一天胡先生告诉我他先一天晚上睡得很早，可是我却看他桌子上的烟灰缸堆满了纸烟头。为先生晚睡，我曾劝过他好几次，他总是笑呵呵地满口应承，可是仍是改不了。后来我才明白，白天的时候，都是别人的，只有晚上的时间才是他自己的。所以夜深人静，无人打扰，他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地作工”[6]到了1980年代，杨日旭读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以下简称《年谱长编初稿》）、《胡适的日记》等书，又曾就这段经历做过一些批注。如，他在《年谱长编初稿》1952年12月26日记胡适访问台南工学院（今成功大学）条下批注：
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赴成大，前校长马哲儒（系余在师大附中之学生）曾面告，当时他是成大二年级学生，作化验给胡先生看，胡先生特别欣赏。哲儒说：“那时你陪胡先生，我还记得很清楚。”转眼已是四十五年前的事情。
日旭补记八十六年十月二日于高雄
这一天，胡适还到永福国民学校凭吊幼时故居遗迹。关于此事，杨教授告诉笔者：胡先生当时很动感情，很难过，不断用手帕擦眼。次日，杨日旭陪同胡适访问台东。后来，他在《年谱长编初稿》这一天的记载下批注：“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是由台北【南】飞台东，与胡先生同机随行，先生感冒咳嗽不已，还服川贝枇杷液。”1953年1月17日，胡适结束访台返美。杨日旭在《年谱长编初稿》当日批注：“胡先生日记亦记我当年送他上飞机。”查胡适当日《日记》，知所记为：“杨秘书日旭竟至大哭，我也很有惜别之感。”[7]此外，胡适当天《日记》粘贴的《在台北送胡适》剪报说：“十七日晨，蒋经国复送鲜鱼一尾，为胡先生佐餐。”杨在旁批注：“此条鱼系经国先生在钱校长寓邸进口处送来，由旭接过鱼，经国先生说系蒋夫人亲自做的送胡先生吃。”
这些批注和回忆，不见于胡适的有关书刊，均可补史料之缺。不过，最具史料价值者，还要属1996年杨日旭对1952年12月12日蒋介石约谈胡适的一则《补记》：
民国四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阴。胡先生、陈雪屏、董作宾赴日月潭。晚间总统派总统府秘书沈奇来邀胡先生过总统行馆一谈，当日晚十一时胡先生当步归。雪屏先生嘱先睡。次日返台北，旭曾面询胡先生昨晚与总统谈话情形，胡先生面告：“总统希望我以无党籍人士出面竞选总统。”旭问：“先生如何回答？”胡先生说：“我婉谢了。”旭问：“何故？”胡先生说：“我没有军队。”
日旭补志八五、六、十二
胡适此次返台，倍受蒋介石礼遇。据现有资料统计，两月间蒋招宴、约见胡适至少有五次。但见之于当时报道的，仅三次：1952年11月19日胡适抵台当晚谒蒋，12月22日应邀陪蒋阅兵[8]，1953年离台前夜应蒋约共进晚餐。蒋、胡的另外两度会面分别发生于1952年12月12日夜（即上引杨记所提），1952年12月13日上午。这两次“密会”，均由前几年刚解密的《蒋介石日记》最早披露。蒋氏《日记》记12月12日密会如下：
约雪屏来谈。胡适来此游览，招待及听取其报告，约谈十五分钟，乃寝。不料寝后竟未能安睡，直至今晨二时，服药后亦不奏效，苦痛极矣。此乃为胡之言行或为美国近情所致乎？[9]
蒋介石在这里只记下他与胡适谈话后难以入眠的苦痛情形，但蒋、胡所谈为何，则不得而知。今以杨日旭《补记》和蒋氏《日记》对照，可得出以下新看法：
首先，此《补记》是要告诉史家：此次蒋、胡会，蒋介石曾请胡适出来竞选“总统”，这不见于以前所公布的史料。这表明，蒋介石请胡适竞选总统的事，不止1948年那一次，[10]还在第二届“总统选举”之前再提前议。至于蒋这次重提前议的初衷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试探，均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到1954年“总统选举”真正上幕时，海内外要求胡适参选的呼声颇为强烈，却均被蒋介石斥之为“无理取闹”[11]，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是否与这次被拒有关，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其次，胡适当面回绝了蒋介石的提议。无论蒋介石的提议是否出于真心，但胡适的拒绝显然会使“密会”的气氛不融洽。这，连同胡适近来一些鼓吹自由、民主的言论以及“美国近情”，极有可能是令蒋介石难以入眠的原因。蒋对胡之不满，并在次日长谈时爆发。[12]
第三，胡适回绝蒋介石的理由是他自己“没有军队”。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多次请胡适参加政府，如请他担任国府委员、考试院长、行政院长、驻美大使、外交部长等职务，但均被胡适辞谢。其理由是：自己没有行政能力，健康不佳，“在野”的身份更便于为政府说话等等。而这里，胡适明确提出因为他没有军队，这与当时他对国际、国内局势的认识紧密相关。胡适认为，当时只有共产国际的势力与反共的势力，绝无第三势力的可能。他曾当面正告极力鼓动他出来领导“第三势力”的张君劢：“与共产党斗争，计算的是兵力，你究有几师几团呢？在目前共产与反共大斗争的激流中，不是共产，就应该是彻底的反共，中间绝无余地可资徘徊。”[13]基于此，胡适认为，在“反共”的大目标下，做个没有军队的“总统”，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他在这里拒绝蒋介石，与他公开反对“第三势力”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理由。
要之，杨教授有关批注和补记，为胡适的这次访台经历，补充了难得的传记材料。
此外，在朝夕事胡的两月里，杨日旭对胡适的性情、学识、为人处事风格也有了切身感受，他也亲身感受了胡适的体贴待人，爱护年轻人，“让人没有自卑感”。胡的为人处世，也深深影响了杨日旭。比如，胡适从不轻易发脾气，杨日旭也努力学习胡适不疾言厉色。因此，杨日旭常以此段难得的经历视为最大的幸运，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二、相交近十年
胡适返美后，胡、杨之间的交往继续延续、发展。在其后的近10年里，杨日旭一直视胡适为父执，对胡既尊又亲，始终以惟恭惟谨、毕恭毕敬的态度事胡。胡适则视杨如子侄，总是尽可能的在学业上、生活上提携、帮助杨日旭。
胡适返美后不久，杨日旭考取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后第一次自费留美考试（当时尚无公费）。照章，入学前须预缴保证金2400美元。这笔钱对一个来自陕西农家的贫寒青年来说，无异于天文数字。胡适得悉后，即在纽约大通银行代垫此款，[14]使杨顺利赴美。杨日旭对此事，终生感念，多次提及。如他在1983年4月4日写的一则《题记》里叙及此事后说：“每以此事勉请儿应努力向上，断不可忘恩也。”[15]杨日旭抵美后，很快就分两次返还。他在抵美后给胡适的第一封信里，就谈到还款的问题，杨函云：
我的导师是Dr.Schleicher，他说，我可以免修英文，准我选研究生课程九个学分。现在最感困难的是听与写，心里很焦急。我住在校外私人宿舍里，膳宿月需陆拾伍元，书费尚未计在内。此地民情还厚，不过城小工作难找
先生的款子，我已向此地TheFirstNationalBank,请求帐存款,他们答应直接向TheChaseNationalBank查核.我把其余的1,000．00即存入这个银行,据说这家银行信用还好。我这样作未审当否?恳示。
先生的皮袍已经托人带至纽约，我另请FordhamUni.，的郭成棠同学设法取回送呈。
Eugene的中国学生共有廿多人，情形较比复杂，交往、说话，处处都要检点
先生此行返美，乞多加休息，不悉您的咳嗽好了没有？
[16]
在这里，杨日旭不仅谈了还款、课业，还谈到归还皮袍事。此事原委是这样的：杨日旭赴美前，胡适正在台北出席选举第二届“总统”的“国民大会”。胡适考虑到海航寒冷，乃将自己的皮袍借给杨。所以，杨日旭抵美后，即设法将皮袍归还。区区小事，足见胡适对杨关怀之殷。当然，对杨之学业，胡适更加关心。一年后，杨日旭为撰写论文事请教胡适，胡适认真研究了杨的论文大纲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旭：
真对不住你，这许久没有回你的长信！
我近来颇忙，故不曾能够细细研究你的大纲。昨天从Pittsburgh回来，才把大纲重看一遍，我觉得这计画太大，太详细，怕不很适合于M.A.的工作。况且因为子目太多，不免要重复，因为你第一信说到presidentialleadership，我试作一个简单化的纲领如下。你看这个纲领是否可以有参考的价值？
适之
一九五五，二，廿七夜[17]
此函不仅谈了对杨日旭论文提纲的看法，更难得的是，胡适亲自为杨草拟了“一个简单化的纲领”。在学术传承方面，胡适极为服膺李恕谷的“交友以自大其身，造士以求此身之不朽”的“收徒弟”的哲学，因而最喜奖掖、提携笃志向学而又可造的学术晚辈。在20世纪学术史上，受他指教、提携而又能做出大成就的学者为数颇不少，如明史大家吴晗，宋史大家邓广铭，太平天国大家罗尔纲，红学大家周汝昌等等。但像对杨日旭那样亲自为其草拟论文提纲的，却并不多见。此提纲，书写于黄色的小便条纸上，共12页。此亦属胡适的散佚文献，兹全文引在下面：
ⅠTheoriticalbackground
①Dr.Sunstheoryofthepoliticalpowerofthepeopleoftheadministrationpowerofthegovt
②ThetheoryoftheseparationoftheFiveAdmin.Power
③Dr.Sunstheoryof“知难行易”impliesaninjunctionto“followtheheader(whoknows)
Ⅱ.Historicalbackground
①20yearsofonepartyrule(1927-47)andofwaragainstthegovernmentandtheJapanesewar
②The“May5”draftoftheconstitution
②ThedraftconstitutionoftheDraftingcommitteeoftheP.C.Cof1946
③ThegovernmentpresentedtheP.C.C.drafttothenationalassembly（1946）
Ⅲ.Thenewconstitutioninactualoperation
①TheconstitutionalsupremacyoftheLegislativeYuan(Parliament)
a)ItsPower
b)Itcannotbedissolved.
c)Its“RulesofPrecedure”(会议规则)doesnotprovideforrollcallwhichhasgiventoitsmemberssomeprotectionagainst“Partydiscipline”.
d)Hispartycomposition.Theformationofsub-groupswiththeKMT.
②ThePoweroftheExecutiveYuan
a)Intheory,theExecutiveYuanisthehighestorganofExecutivePower.
b)After1950,theExecutiveYuangraduallyyieldstothePresidencyasthe“defacto”higherorganofexecutivepower.Historical+(and)personalreasonsforthistransferofpower.
c)ThestabilityofthePremiershipsince1950.Hasthisstabilitybeenduetoacloserco-operationbetweenPresident+Premier?
d)RelationshipofthePremiert?theLegislative.123etc.
e)Itscommittees.
f)Itspowerofinterrogationinactualperformance.
g)HaveitsgreatpowerunderArticle57evercausedadownfallofagovernment?Why?
③ThePresidency.
a)ThePresidenthasonlyformalandnominalpowerundertheConstitution.
b)Hasthe临时条款increasedtheExecutivePowerofthePresident?
c)HasthetransferofExecutivePowerfromthePremiertothePresidentbeenanaturalevolutionintimeofwaremergency?
④Dr.Sunstheoryof3stages:
a)军政
b)训政
c)宪政
⑤TheNewConstitutionadoptedDec.1946containscertainstrongfeaturesaimingatcurtailingthepowerofthePresidency,andatstrengtheningofthePowersoftheLegislativeovertheExecutive.
⑥TheElectionofPresidentChiang.
a)ThegreatPrestigeandstrongPersonality.
b)TheCommunistResurrection+thefallofthemainland:thesituationofwaremergency.
c)TheAdoptionathisrequestofthe“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bytheNationalAssemblyin1946.
d)HasthisgradualtransferofexecutivepowertransformedthebasiccharacteroftheConstitutionfroma“CabinetGovernment”tosomethingmoreorlesssimilartothe“PresidentialGovernment”intheU.S.constitution?
e)WhatarethechecksonthepowerofthePresident?
这个提纲，想必会引起研治同类题目的学者的兴趣。不过，杨日旭未采纳胡适的建议，而是在原来的提纲基础上撰写论文，并顺利取得硕士学位。
杨日旭于1955年获政治学硕士后，又就未来的行止请教胡适。胡适于7月15日复函杨：
许久不曾写信给你，但你的事时时在我心里。
曾约农校长曾来看我，我听他的“高谈”，他只要物色一位教务长，一位图书馆主任所以我决定不提起你的事
你的事，现在作何决定？上次信上，你说愿意考虑回台。你是新婚久别的人，此次出国，当然思家，这是很自然的心理。不知现在已作何决定?
如果你现在决定多留学一二年，我有个提议：（1）如你在西岸入研究院，我可以助你一千元到一千五百元的数目。（2）你若决定来纽约，我可以请你帮助我做点抄写及通信的工作，每月送你一百二十元。你知道我的生活不规律，所以我的助手不必每天来，只需每星期来一两次，带上工作回去做，就行了。以上两个提议，请你不客气的考虑。我每年总留两千四百元为借垫中国青年学生来美时签证之需。今年无人借用，只用了五百元。所以我有余力，请你不要客气。况且我去年有点余款，今年也有余款，足够帮你的忙。你若肯接受我帮助，我心里只感觉十分高兴。
你若决定回国，我也可帮你的旅费
了解胡适的人都知道，胡适不轻易写荐信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不给被推荐机关的主管带来麻烦。但对有才干、有专长的人，不在此例。比如他拜托翁文灏、张子高给吴晗“一个工读的机会”，[18]他在傅斯年逝世后力荐钱思亮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等等。在胡适的眼中，杨日旭是一位品行端正、谦谨、上进的有为青年，故能完全站在杨的立场，为杨做出各种考虑。据杨自述，“正因为胡先生这一封信，我竟然在美国留下三十一年”。[19]杨日旭后来在美履历如下：1960-62年，任耶鲁大学讲师；1962-63年，任科罗拉多大学副教授；1963-1988年，任华盛顿大学教授。其间，于1966年获得纽约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博士，1976-78年担任全美中国研究协会会长。
还是回到这封令杨日旭格外感恩的信。信首，胡适又加注：“淑昭五月十五日生一儿，他们要我取名，我拟了二名：复复华，让他们挑一个。”这说明，胡、杨之间的交往，已不限于学业上的指导与帮助，而亦涉及诸如“添丁”这类比较隐私的话题。在此之前，杨日旭的第一个小孩出生，为表达崇仰胡适之意，拟为小孩取名“仰胡”，胡适得悉后即复函表示“不敢当”：
日旭兄：
谢谢你寄来令郎的照片同你的照片。
我仔细想想，“仰胡”之名，我终觉不敢当。将来可否请锦屏同你考虑考虑，是否可以学外国习惯，就叫他做“杨适”？这样，我心里安一点。
写信时，请代问候锦屏。
介绍信，一两天内即写。
适之
一九五五，二，廿七
由于种种原因，杨日旭的长子并未使用“仰胡”、“杨适”之名。
就在这一年，杨日旭也到了纽约，得与胡适经常见面，并时常帮助胡适做些借书、查书之类的事。在杨日旭先生收藏的胡适文物中，有一本胡适亲笔题赠的《丁文江的传记》。胡适在该书的封面上题到：
一九五七、一、十八，到了八十册。
适之自留校本，送给
日旭，借此谢谢他替我跑图书馆借书的勤劳。
适之
这则“题签”告诉我们两点：胡适送给杨日旭的，是他的“自留校本”；杨日旭为丁传的编撰，做了大量的“跑图书馆”的工作。之前，无论在胡适研究领域，还是丁文江研究领域，此点均无人知晓。在赠书的扉页上，杨日旭写有一则《题记》，可视为胡适“题签”的补注：
四十四年冬月胡先生为丁在君先生写传记。先生嘱代检集资料。时余来往于先生寓邸与哥伦比亚大学平均每周三次。先生每写毕一章，余即读一章。及文毕，先生托蒋廷黻先生带返交中央研究院李济之先生付梓。时先生拟赠余贰十元（每月），余婉谢了。并代整理胡适文集第五册。
日旭补记
四十五年十二月
纽约
当1955年胡适接受中央研究院的邀约，准备为即将刊印的《中央研究院故总干事丁文江先生逝世廿周年纪念刊》撰文时，本拟写两三万字，“不料写成了十万字的一篇长传。”[20]此传的重要性：至少有两点：胡适晚年几乎没有大部头的著作，而此传是个例外；此传是现有丁文江的传记作品中最好的一种。我们越承认该书的重要性，就越不应该忘记杨日旭在背后付出的辛劳！当然，杨日旭给胡适帮忙，不止写丁传这一端，还有上引杨氏《题记》所说“代整理胡适文集第五册”的事。此外，杨藏胡适的另两信亦可证明。其一为：
日旭：
昨天你带了这一册《祖国》来，我以为是你还我的。后来我看见尾页的卖报人印章，我才知道这一册是你自己的，可惜我说话太多，没有让你谈到你要讨论的问题。我向你道歉。
适之
一九五八，一，十四
其二为：
日旭：
此书寻出来了！
真对不住你！
适之
一九五八，十，十六
此外，还有一函不仅证明杨日旭经常为胡借书报，亦见其二人来往之密：
日旭：
谢谢你双十节的信及《自由人》报。
寄上“邮局通知”一纸，被我误代了来，千万早去接洽，邮局在211E.87St.
第一次通告想被舍间遗失了。
祝你好，乞代问锦屏好。
适之
四五，十，十一
交往中，胡适对杨日旭的生活、健康，亦极为关心。有这样一封关心杨病的信：
日旭：
前天赵、王两位来时，他们说你有点不舒服，不能同来。我才知道你病了。
我早就劝告你不可工作太辛苦，也不可饮食太淡薄。现在你果然病了，我很不放心，所以写这短信问问。（你那电话真不好打，所以不如写信。）
你不要扶病勉强去工作，必须先把身体养好了，才可以去做工。中国有句老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身体第一，健康第一，望你不要忘了这句话。
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千万不要同我客气。
祝你好！
适之
一九五七、六、廿五
这信是用你们送我的笔写的，这笔很合用，已写了近一万字了！
杨日旭就读俄勒冈大学之后，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因而在学业方面极为刻苦、用功。在杨求学时，他一直心怀这样的意念：只有拼命努力，早日成才才能报效胡适的提携之恩。当时因贫困，他不得不到餐馆做工。杨先生曾亲告笔者，他当时的薪资为每小时0．25美元，双手因长时间泡在水里，竟被泡烂。毕业后经济状况仍不佳，繁重的自修再加上工作劳累，“累病”简直是必然的。胡适于无意中得知后，乃写了上面这封殷殷关怀的信。
当杨日旭遇到不时之需，胡适也总是慷慨解囊，为杨应急。有一封借钱给杨日旭的信：
日旭兄：
昨天（廿五）我打电话想邀你出去吃晚饭。你的朋友说，你房门上留有条子，说你要到半夜方回来。所以我只同张钟元先生去吃饭了。
今天（廿六）收到你十二月廿二日的信，支票我已写了，寄给你。收到后请你给我一个电话，因为这几天的邮件是很乱的。
匆匆敬贺
新年
胡适
四十六年，十二，廿六下午
两个多月后，胡适致函杨日旭时，又谈到此事：
日旭弟：
我已定四月二日从纽约起飞，四月八日可到台北。你有信或东西要我带给锦屏和孩子吗？
你去年十二月廿二日给我的信说，借款八百元，“决于元月中旬奉上。”现已到三月初，请你便中查问一次，使我知道实在情形，至感。
匆匆问
安好
适之
一九五八，三，五
胡适写此信时，正值他将回台就任中研院院长之前。所以，他先问杨有无信、物交给台北的亲人，然后又提到上年末借给杨八百元的事。但在这之前，杨日旭已经归还此款。杨收到胡函后，即在信末批注：“此款余已奉还并深致谢，一九五八，三月十二日旭。”此亦为胡适晚年记忆力严重衰退之一例。胡适晚年，记忆力已大不如以前。
有一点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胡、杨同住纽约、交往频密的这段时间，杨日旭对胡适的处事风格、风度修养均有更深切之了解。1957年，胡适曾亲对杨说：“道德就是不要有意识地去增加别人的痛苦。”此语，杨日旭终生铭记、践行。
1958年，胡适回台就任中研院院长。身在美国的杨日旭，仍与胡适密切联系。胡适有一封1959年回复杨日旭的信，表明他们之间仍有财务往来：
日旭：
谢谢你的信。
你的支票，我今天寄给叶良才兄，请他代存银行。
此事不必怪锦屏，我不过表示我信用你而已。你也不必谢我，我知道我不会有损失的。
祝你平安
适之
四八，十二，七日
此外，杨日旭会时常关注报纸上有关胡适的报道，当看到胡适生病的消息，会立即致函问候。1960年3月杨日旭有一信：
胡先生钧鋻：
去年十二月间晚曾寄上一信知
先生甚忙，即未敢再写信瀆扰，惟钧况每时不在念中。
《纽约时报》廿一日曾刊载先生入院休养消息，读报后极感不安，但又未便立即过谒胡夫人。廿三日往谒
胡夫人始悉
先生已康复出院，衷心快慰无已。远道尚恳先生珍摄，藉慰远念。谨此恭叩
钧安
晚日旭谨拜
四九、三、卅一[21]
1961年2月，胡适因病再度入院，杨日旭乃致函胡适：“今天从《华美日报》上知道先生病况，极为怀念，尚恳先生静养，善加珍摄，并颂早日康复。晚自归来此间后，每日空闲时间较多，藉此正可再加勤学，多事充实以补已往在纽约数年匆忙生活之损失。”[22]此外，杨日旭会时常将海外的有关信息函告胡适，如1959年有一函报告胡适：《纽约时报》昨日刊出苏联作家Pasternak于其“Dr.Zhivago”一书发表后之近著新诗一首，并抄送胡适；又提及《侨报》对胡适在《民主潮》社所作之谈话颇多断章取义之处。[23]1960年有一函报告纽约留学生已创办《海外论坛》等。[24]此外，杨日旭经常探望仍居住纽约的胡夫人，并帮助胡夫人做些“体力活”。
最重要的是，胡适的政治观点深深影响了杨日旭。胡适在1949年后基本的政治观点是：反共；在台湾推行民主自由和宪政。但在后一点上，胡适与蒋介石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杨日旭先生说，在政治上，“蒋介石说服不了胡适，胡适也说服不了蒋介石”，[25]诚为切中要害之语。1960年“雷震案”的发生，标志着胡、蒋矛盾达到顶点。在政治上，从事政治学研究与教学的杨日旭是紧跟胡适的。雷案发生后，时在美国的胡适即复电陈诚：表示该事件会让台湾当局蒙受摧残反对党和言论自由的舆论压力，并要求“遵循法律途径”公开审讯。[26]我们再看杨日旭的态度。由杨日旭担任社长的“晨社”（一部分海外知识分子为提倡民主、自由、科学、反共而成立的社团）于9月17日发表《告各界书》，表示：“这件事是政府滥用权威，侵犯司法独立之尊严，拘捕无辜报人的一项暴政以逮捕雷震的手段来打压正在组织中的新政党，态度尤欠光明我们不能不以最悲愤的心情向政府严重抗议，要求将雷案移交普通法院，公开审讯！”[27]不难看出，这个声明几乎是胡适对雷案态度的翻版。
在政治方面，杨日旭是紧紧追随胡适的。他也希望国民党能够进行改革，能在台湾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宪政。他的这种政治态度，一直坚持到胡适逝世之后，直至他的晚年。
三、永远感怀胡适
1962年2月25日，美国纽黑文是一个积雪盈尺而又酷寒的阴天。上午十一时，时执教耶鲁大学的杨日旭从友人电话中得知：胡适昨晚逝世。杨当时的反应是：“我麻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种悲恸莫名的情绪，万种感伤，好像失魂落魄，浑身软瘫的站不起来。我知道，我告诉自己：从此，永远再也见不到胡先生了。去年十二月十七，我还打了一份电报为先夫人遥贺两位老人双寿，竟然想不到他这么早舍我而去，呜呼，哀哉！”[28]悲痛之余，即致函胡夫人，表达吊唁、慰问之意：
伯母大人万福：
惊闻
胡先生仙逝，痛哭失声，日夜不安，不知如何是好，深夜难以入睡，回念
先生待晚厚恩，永生难忘。此次先生遽尔离世，今生今世，将永不再#亲聆先生教诲，每念及此，不禁泪如雨下。谨恳伯母千万节哀，晚远道不能奔丧，亲来料理，罪孽深重，已另函台湾友人另在
先生墓道敬奠香花，用志哀悼于万一。伯母如有所嘱，当遵办不误。
谨此肃请
福安并千万节哀
晚日旭叩
五一，二，廿五[29]
不仅悲痛的情绪溢于字里行间，而且此函字迹颇为潦草，绝不似平日作书时笔迹之刚劲、工整，可见他当时情绪之激动。3月3日，杨日旭到纽约参加了由旅美中国学人、华美协进社为胡适举办的追悼会。当他一到设在中国大厦的会场，即“悲从中来，泪如泉涌”。他在《日记》里记述了游建文、林语堂、梁和钧等人的谈话，其中对林语堂讲话记录颇详。林语堂将胡适与鲁迅、郭沫若、胡风相比，认为只有胡适“明达，根本不上当”。但杨日旭认为，“以胡先生与郭沫若、胡风相比，似欠妥当。”[30]
杨日旭对胡适的追怀一直持续到杨晚年，胡适对杨日旭的影响也持续到杨晚年。他在海外的经历，前文已述。其专业专长为：中美外交、美国宪法、美国政府。代表著作有：《美国宪法与民权自由》、《街头政治与民主》、《美国总统紧急权简史》、《国家安全与知的权利》、WordofAsia、ChineseWord.等。或许是他所从事的专业更有助于理解胡适的政治理念，故而半个多世纪以来也一直像胡适那样，希望台湾的国民党能实行民主、宪政的改革，但又不轻易公开批评台湾当局。1980年代后期，杨日旭于旅美几十年后回到台湾，执教于高雄中山大学，并创办中山学术研究所。身为国民党党员的杨日旭，还被当选为该党的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但此时，岛内政局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到了2000年，国民党失去执政资格，他抚今追昔，写下了如下感言：
民国四十年五月卅一日胡先生致蒋总统中正先生长函即建议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略如近年立法院内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国民党的方法。”
今日之泛蓝军（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即已印证了胡先生的预言。所不同者促使国民党改革，分裂之悲境却是由背叛中华民国的国贼李登辉阴谋毁党毁国所导致的，可悲。
日旭九〇，十一，廿三日七十八岁生日[31]
由此，足见胡适对杨日旭影响之深与杨日旭对胡适感念之深。
（本文初稿写出后，承蒙耿云志教授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谨此致谢！）
[1]杨日旭，1924年出生于陕西兴平，1946年考入中央大学，1949年去台湾。
[2]杨日旭为这10通胡适遗札所写《题记》（名曰《适之先生赐函计拾件》），手稿，1983年4月4日。
[3]杨日旭在《适之先生赐函计拾件》后又自记：“由一九五二至五三年间先生赐函多件惜均遗失。一九五五年由俄立岗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后即赴纽约，时李锡俊（焕）来接暂住他处（YorkHotel），惜以地方焗小，乃将所有书籍及信札原件置于旅行袋中，旅旅行袋放在厨房，不意工友竟将旅行袋误为垃圾倒掉，可惜！”此件为手稿，未记书写年月。
[4]杨日旭：《感念胡适之先生百岁诞辰》，台湾《新闻报》1991年12月19日。
[5]是为杨日旭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第六册“1952年11月19日”条下（该书2228页）批注。
[6]杨日旭提供1962年3月3日《日记》。
[7]胡适：《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7册，台北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
[8]按，时贤陈红民教授误将此次阅兵的时间看作是12月12日，因而亦将12月12夜蒋、胡密会误作为阅兵后当天进行（见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交往的记录》，载《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5期），不确。
[9]《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原件藏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本文所引，据友人提供之抄件。
[10]第一次是在1948年，已有时贤做过研究。可参考杨天石：《蒋介石提议胡适参选总统前后蒋介石日记解读》，《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11]蒋介石在1954年1月16日之《上星期反省录》记道：“对蔡斯来函及左舜生等政客要提胡适为副总统之无理取闹，皆有深切研究与合理之腹案，但暂置不答，以静观其变化如何也。”
[12]蒋介石在当日《日记》中记道：“十时，胡适之来谈，先谈台湾政治与议会感想，彼对民主自由高调，又言我国必须与民主国家制度一致，方能并肩作战，感情融洽，以国家生命全在于自由阵线之中。余特斥之。彼不想第二次大战民主阵线胜利而我在民主阵线中牺牲最大，但最后仍要被卖亡国矣，此等书生之思想言行，安得不为共匪所侮辱残杀。彼之今日犹得在台高唱无意识之自由，不自知其最难得之幸运，而竟忘其所以然也。”
[13]可参考：1952年11月初胡适对《中央日报》记者谈话（1952年11月11日《中央日报》）；胡适1952年11月19日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载《胡适言论集》乙编）。
[14]杨日旭先生藏有一通纽约大通银行GeorgeJ.Suter1953年7月3日致美国驻台北领事馆的英文信，详谈了如何取得、使用这笔存款的办法：按照胡适博士的授权，本行特殊账户现有一笔2400美元的专户存款，用于支持现住台北市长沙北路132弄32号的杨日旭先生。该项资金只有在杨先生本人持其私人护照亲来本行时才能提供给他，但不晚于1954年6月30日。该项资金只允许杨先生本人使用，不允许授权或转让。如果杨先生本人届时不能提取该项存款，该项特殊账户将冻结并转付给存款人胡适博士或其法定代理人、继承人或委托人。
[15]据杨日旭教授提供手稿抄件。
[16]杨日旭致胡适函，1954年3月30日，原件藏台北胡适纪念馆，档号：HS-US01-079-012。
[17]本文所引胡适致杨日旭信，均据杨日旭先生提供之原函复印件，以下不再注明。
[18]《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三册，987页。
[19]杨日旭：《感念胡适之先生百岁诞辰》，台湾《新闻报》1991年12月19日。
[20]胡适：《校勘后记》。载胡适编：《丁文江的传记》（增订版），胡适纪念馆印行，1973年，122页。
[21]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151-011。
[22]杨日旭致胡适函，1961年3月1日，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109-004。
[23]杨日旭致胡适函，1959年2月17日，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109-003。
[24]杨日旭致胡适函，1960年1月11日，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1-151-010。
[25]2013年10月24日，杨日旭接受宋广波访问时所说。
[26]胡适复陈诚电，1960年9月4日，载《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9册，3335页。
[27]《晨社为雷震案告各界书》，载《华美日报》1960年9月17日。
[28]杨日旭教授提供1962年2月25日《日记》。
[29]杨日旭致胡适夫人函，1962年2月25日，胡适纪念馆藏档，档号：HS-NK05-354-003。
[30]杨日旭教授提供1962年3月3日《日记》。
[31]杨日旭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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