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通过梳理发生在1978至2018年这40年间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节点性事件及相关的重要文学、理论话题以及研究方法等，来探析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倾向和特点。通过回顾与反思，把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发展与嬗变的大致走势还原出来，以期能为进一步繁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有所帮助或。
内容提要：本文拟通过梳理发生在1978至2018年这40年间外国文学研究界的节点性事件及相关的重要文学、理论话题以及研究方法等，来探析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倾向和特点。通过回顾与反思，把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发展与嬗变的大致走势还原出来，以期能为进一步繁荣我国外国文学研究有所帮助或。
自1978年以来，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巨大的成就。在2018年的今天，对发生在这40年间的文学研究现状来一次宏观扫描与总结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当然，在这样一篇短的文章中，把发生在这40年时间里所有事件都梳理出来，显然不可能。外国文学研究这一学科领域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勃兴与发展，与我国的政策有着直接的关联。为方便起见，本文就沿着这个时间轴线，通过对具有节点性事件、重要理论话题、论题，以及研究方法的回顾等方式，反思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
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节拍器，确实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78年12月18日。不过，在其之前与“世界”“外国”相关的期刊就闻风而动：《世界文学》以内部发行资料的形式复刊(1977)；《外国文艺》和《外国文学研究》相继创刊(1978)。这些最新亮相的刊物，其办刊旨可用随后不久创刊的《译林》发刊词中的一句话，“为读者多开辟一个了解和研究世界的‘窗口’”①来概括之。与此同时，外国文学研究界也积极行动起来：1978年1月，一些美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者在山东大学举行座谈会，商讨成立全国美国文学研究会事宜，并于翌年8月宣告成立。1978年5月，批准恢复“三套丛书”②，为全面开展外国文学研究打下了基础；朱光潜在《社会科学战线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③一文，在文学研究界引起广泛关注；同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并通过了《外国文学研究工作8年(1978-1985)规划》，并成立了我国历史上首个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外国文学学会。
如果说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尚属于新历史时期来临前的“骚动”，那么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外国文学研究则正式揭开了外国文学研究史上的一个新篇章。就在这同一月份，由董衡巽等人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出版。或许因外国文学界荒废太久，学科的复兴需要从基础知识的介绍开始，所以接下来两年中的重要也都与“史”相关：柳鸣九、郑克鲁、张英伦合著的《法国文学史》(上册)；翰、赵萝蕤、吴达远合著的《欧洲文学史》(上、下册)；朱维之、赵澧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简编》(欧美部分)；华东六省一市二十院校共同编写的五卷本《外国文学教学》，以及二十四院校合编的《外国文学史》等。
“史”的繁荣反映出这一时期对外国文学基础知识的渴求，而思想领域的反思则折射出这一时期人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整个文学界都在讨论人的异化与主义问题。外国文学研究界也责无旁贷，迅速投入到了这场论争中。《外国文学研究》在1979年第1期开辟了一个“主义笔谈”专栏，推出四篇相关论文。④朱光潜在《文艺研究》第3期发表《关于人性、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提出了要突破“人性论”的禁区，并把人性定为“就是人类自然本性”。⑤这篇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出了文学应从“阶级论”回归到“人性论”的。问题是，文学将如何回到“人性”的价值坐标？这既是思想观念转变的问题，也是创作技法转变的问题。缺少了其中的任何一个，这一都将难以兑现。
历史就像是经过精心策划一样，就在这一部分人“人性”“主义”回归之际，另一部分人则着手从“现代化”“现代派”角度给“人性”“主义”的回归提供理论支撑。这时期的主要代表性作品有张暖忻、李陀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⑥、袁可嘉的《谈谈现代派文学作品》⑦等。袁可嘉在文章中指出，并非所有的现代派作品都有毒，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与袁可嘉小心翼翼地为现代派正名相比，张、李的这篇讨论电影语言现代化的文章，带有强烈的意味：“这种在文艺创作上就只讲，不讲艺术，只讲内容，不讲形式……我们的文艺理论，危害我们的艺术创作。”⑧这番把“现代化”直接与“”“艺术”“形式”勾连到一起的线年那个历史境遇下显得过于超前。因此，紧接下来就有人质疑：“‘现代化’是否意味着应当抛弃一切‘陈旧’的‘语言’呢？”⑨
这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不但反映了之初国内学术界的思想状况，也预示着一场有关“现代”“现代派”的论争即将要展开。果然，1980年，《外国文学研究》又发起了《关于现代派文学的讨论》。翌年，高行健在《现代派小说技巧初探》一书中，表达了对传统现实主义的不满以及对多元化美学观念的渴求，从而引发了学界的一场争论。不过，这本书虽谈及意识流、荒诞派、未来主义等，但却尚未涉及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直到1982年，徐迟在《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中，才直接提到了现代主义。他认为，我们“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现代主义”。⑩尽管是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现代主义，但由于他所说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是以对文学的过多干预为前提的，所以他的文章发表后即在学界引起争论，出现了许多篇点名或不点名的文章。
就在国内学术界对现代派文学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之际，后现代主义也已悄然而入。1980年，美籍华裔作家董鼎山在《读书》上发表《所谓“后现代派”小说》，首次将“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引入中国。1982年，有“后现代主义之父”之称的美国著名家伊哈布·哈桑在山东大学做了一场名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学术报告。(11)这场报告看似平分秋色了两个“主义”，其实介绍现代主义是为了更好地说明何谓后现代主义。也许他的观点过于超前，国内学者在还没搞清何谓现代主义的情况下，无暇顾及后现代主义；也许这场报告波及的面不够广，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并未流传开来。直到1985年，美国另一位重要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来北大(12)，让中国学者对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有了较深入了解，一些重要的后现代理论家及其思想，如福柯、哈桑、拉康、格雷马斯等也随之进入到了中国学者的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理论界在围绕着“”与“非”、“阶级”与“人性”、“现代”与“后现代”展开辨析的同时，纯学术性的研究也开始步入轨道。赵毅衡在1980年一连发表了三篇文章，《“”的莎士比亚——在杜林看来，任何矛盾都是》(13)、《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14)和《爱米丽·迪金森作品的现代派诗人特征》(15)。与当时多数研究者相比，他似乎并无经历由阶级话语向艺术审美性话语转变的过程，一上来呈现的就是专业的研究姿态和纯学术性的研究话题。他在《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一文中，通过对1978年至1980年发表在各种刊物上的比较文学文章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从各方面情况来看，比较文学作门学科在我国诞生之期已指日可待”(16)的结论。另外，他在国内首先开始运用“新”的一些基本和方法来对作品进行阐释与分析。他的这一注重文本自身的尝试，标志着文学研究即将发生一个转向，即由以往的文学外部研究转向文学内部研究。
果不其然，第二年，翰在《国外文学》上发表《新派的》一文，重启了“新”在中国的旅程。(17)他在该文中重申了“形式”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长期以来以“内容”为主导的模式。但对“新”理论展开系统研究的还是赵毅衡。他于1982年完成的硕士论文《“新”——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应该是国内最早对“新”展开全面梳理与论述的论文。由于该论文答辩后很快又得以出版，所以他的这篇论文对处于转型期的外国文学研究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如果说赵毅衡、翰的文章算是中国学者向欧美“新”致敬，1984年由韦勒克和合著的《文学理论》在中国翻译出版，意味着原汁原味的“新”理论正式登陆中国。这本在有“经典”之称的新理论专著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所谓的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仿佛成为鉴别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保守”还是“时尚”的分水岭。
由以上梳理可见，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外国文学研究界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有两大板块：与传统文学观念、传统意识形态进行，把文学从意识形态的中解放出来，并在中重建文学的版图。所以，这一时期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对方法的引入与借鉴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外国文学研究界终于迎来了理论上的春天。不同时期的各式各样理论，如-原型、心理学、形式-文体、存在主义、比较文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文化、后现代理论、女性、新历史主义等几乎是共时性地被引入进来。一时间“主义”开花，“方法”遍地。
毋庸讳言，理论来得快，去得也快。除了少数理论得到了较深入的研究以及给具体的文本研究提供了一些方外，多数流派和话题热闹一阵也就过去了。但不管怎么说，“理论热”的出现给外国文学研究的转变带来了无限生机，如过去文章或教科书里言之必称的“文学”等名词术语已悄然不见；那种将外国文学作品与社会简单相勾连的文章也少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新鲜的名词术语，如黑色幽默、复调小说、技巧研究、意识流、符号美学、叙事学、文学性与陌生化、后现代、解构，等等。
与宽松发展的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最大变化可能是出现了计划性、引领性的研究模式。1991年，国家社科基金委成立后，以研究指南和立项的方式引导着外国文学往前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从1994年算起至1999年，与英语国家文学研究相关项目的立项数超过了百项。(18)这些得以立项的项目涵盖的面非常广，既有宏观性研究，如“中古英语文学研究”“新编美国文学史”“当代美国小论研究”“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等；也有对具体作家的研究，如“奥斯卡·王尔德的生活、思想和艺术”“福克纳研究”等；还有比较和跨学科的研究，如“莎士比亚的跨文化阐释——莎士比亚与中国文化的互渐研究”等。把这些年来获得立项的项目排列到一起，也可以看成是一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发展史。
然而，从获得资助项目的名称上看，似乎与外国文学研究的整体状况有些不同步：出现在这一时期中的新的理论话语与研究方法好像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争议颇多的后现代主义为例，只有极少数课题，如“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主题与艺术手”与此相关，而与后现代主义理论相关的其他理论话语体系，如解构主义、后殖义、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则并没有出现在所立项目中。从这时期国内主要期刊所发表的论文看，后现代主义是90年代，至少是90年代前半期的一个绝对热门线)
从便于梳理和归纳的角度看，整个90年代可以中期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后现代主义研究阶段和民族化、本土化研究阶段。
进入90年代后，后现代主义一跃而上，超过了现代主义，成为被人追捧的理论前沿话题。与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主义也是以争论的方式亮相于中国学术界。1990年，《文艺研究》刊登了伊哈布·哈桑的《何谓后现代主义》一文。正是这篇文章拉开了90年代后现代主义讨论的大幕。在该文中，哈桑直截了当地给后现代主义概括出“不确定性”“凌乱性”“非原则化”等十一个表现特征。(20)面对这些崭新的理论观点，学者们分成两大阵营：“引进”和“替代”与“疑虑”和“拒斥”(21)。突出的表现是，不管是两派中的哪一派，都对该理论了解得不够深入，至多能依据哈桑提出的上述界定来讨论该理论和作品，并未出现独具特色的研究。有益的地方是，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后现代主义中心和多元性的特征。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假如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个同质、纯一的大一统”那就错了，“不符合后现代主义的基本”。(22)这对异质文学观念的确立和并存大有裨益。
或许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在90年代的开局中显得过于耀眼，所以到了1992年学界便开始对其“纠偏”。在《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召开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线周年座谈会上，有学者强调要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和“社会主义的主体意识”，(23)并对前一段外国文学研究的方式和方法提出了。程代熙以《百年孤独》、《尤利西斯》等小说为例，说明外国文学研究界对这类作品研究不精，“有的还对我们的文艺创作产生了负效应”(24)；冯至也指出外国文学研究在配合“二为”“双百”方针方面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与此同时对翻译出版、理论引入、介绍等方面所存在的混乱提出了。(25)针对上述，也有学者认为，两种文化虽有“差别性、矛盾性和对抗性”，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互不联系，互无影响，横亘着不可逾越的万里长城”。(26)不过，总的来说，这次会议也并未对外国文学研究造成太大影响，学术界对相关书籍的翻译、出版力度以及研究方向都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有关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难以脱颖而出，与学界对其存有疑虑不无关系。
1993年3月，大学召开了“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顾名思义，研究者们急切想把后现代主义的“根”，通过与中国当代文学互为联系的方式，完成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转换。然而，由于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也包括与之相关的现代主义理论缺乏系统了解，加之中国也没有像社会那样进入典型的后工业社会，所以多数研究者们尽管意识到后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已渗透到了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27)，但如何渗透的以及这种渗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难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阐释方式。(28)在这种背景下，赵毅衡发表的《后现代小说的鉴别标准》一文，是对这一时期理论空缺的一个补充。针对于国内学术界只注重情绪的挥发，而忽略对具体问题、基本观念探讨的特点，他在文中集中探讨了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梳理了后现代派小说在肇始的时间、艺术特征及意义，在此基础上又论述了何谓元小说以及元小说与后现代小说的关系；二是提出了的后现代派小说不能等同于后现代小说这一重要观点；三是论述了后现代派小说与现代派小说之间的分歧与差异；四是在后现代文化的框架里，提出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商业文化之间分界线)以上几方面都属于是对概念进行梳理与廓清，这对处于瓶颈期的国内后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小说，包括现代主义小说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特别是文章中提到的不少问题，如元小说、雅俗关系、模仿与戏仿等，也都成为学术界后来的一些重要论述线年代中期后，外国文学研究界开始由后现代主义的一枝独秀，转向对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探讨。1994年，《外国文学评论》率先以“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探讨”为题开辟专栏。设置这个专栏的原意是想在学术界而多元的研究风气：研究方向可以选择，研究方法也可以各式各样。不料想，配发于同一期的一篇文章——易丹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引发出了一场有关“殖义”的讨论。易丹认为，我们的外国文学研究者常常迷失在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中，从而扮演了“一种‘殖民文学’或‘殖民文化’的角色”而不知“我们在哪里？”即我们的研究者实际上充当了“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30)对于这一观点，许多学者提出不同意见。黄宝生从研究方法角度指出，“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只是两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在研究方法上没有根本的区别”。(31)张弘更是指出，易丹的观点“反映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后退倾向”。(32)
以文化保守主义姿态出现的这股看似“后退”的，其实意蕴丰富。它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终于迎来了从对文化、理论的无条件服膺到开始追问中国文化在哪里的转型。这既是中国文化欲以文化分庭抗礼的一种表现，也是中国文化将要参与到“全球化”中来的一次预演。1997年，《外国文学》借鲁迅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句话开辟了一个笔谈专栏。这一举措意味着外国文学研究将要从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抽身而出，并以“民族的”姿态，进入到一个崭新的“全球化”研究新时代。
“全球化”的线年。不过，这时该术语主要还是与经济相关。(33)1994年，李慎之发表《开展全球化研究》一文，认为世界“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作用’越来越紧密的时代”，全球化所“遵循的原理是亚里士多德说的‘全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和说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全球化是已经开始了的过程，是已经出现的大趋势[……]，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策都是错误的”。(34)这篇话语强势的文章似乎为“全球化”的道扫清了障碍，所以当1997年《外国文学》对此展开讨论时，“全球化”已不成为一个需要特别论证的问题，学者们一上来就侃侃而谈。刘康认为，在当下的全球化局势里，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和积极的民族文化观”，不要“重弹老调，更不是复古和祭出文化保守主义的幽灵，来贩卖跨国资本全球化文化想象的市场万能、异国情调的货色”。(35)王逢振则认为，这一说法其实是个悖论，因为“‘越是民族的’它成为‘越是世界的’，而‘越是世界的’也就取消了‘越是民族的’可能。因此，应该以辩证统一的方式将民族性和世界性结合起来，将民族性置于整个世界关系中来考虑”。(36)多数学者认为，要立足于“民族性”和“民族文化”这一立场来参与“全球化”。当然，这场讨论并无结论，抑或说这个问题迄今还处于继续讨论中。
经过一番努力，外国文学研究以一种较为成熟的姿态进入21世纪。假如从宏观上加以扫描这一时期文学，会发现其研究重点没有太偏离前两个时期的轨道，即研究相对集中在英语国家文学这一板块，其他语种文学的研究则相对弱一些。2000年至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数据表明，英语国家的文学占据大多数；俄苏、亚非的文学次之；南美、大洋洲等地文学又次之。在英语国家文学中，又以美英文学研究为主体，前者立项数为279项，后者为214项。在有关这两个国家的文学研究中，选题的分布状况为：族裔文学研究居首；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研究以及女性研究次之。
当然，这只是个笼统的统计。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别，无论是研究对象、研究问题还是研究方法，均呈现出多元发展与全面铺开之势。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可大致分成如下几大板块：文化、族裔文学、女性文学以及叙事学研究等。其中，最重要的当属文化研究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成为外国文学研究中继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又一个影响深远的话题。
文化理论及早在1985年詹姆逊在北大“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时，就已在中国崭露头角。只不过那时学术界的反应有些滞后，尚未意识到詹姆逊提出这一线年，赵一凡在一篇发表于《读书》的文章中，介绍贝尔有关后工业社会来临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思想，了国内学术界文化实践的先河。(37)不过，在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基本上还没有把文化研究与后现代主义完全剥离开来。大约从90年代开始，随着人们理论视域的开阔，文化研究及逐步变成一个相对的研究领域。1995年在大连召开的“文化研究：中国与”国际学术研讨会，拉开了中国文化研究及的大幕。在这一时期，学者们试图通过文章来构建中国文化研究的话语。如周小仪在《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还是融合》一文中，以英国文学研究从精英到大众的演化过程为例，指出“文学经典与文学理论，审美价值与文化并非分道扬镳；相反，它是在不脱离文本和形式的情况下发展一种社会——历史——文化。”(38)王宁发表于1996年的《文化研究：与中国》是篇较有价值的文章。他在文中对文化研究的一些基本内涵、在学术界的历史演变、研究现状以及中国学术界应该研究的问题都做了较详尽的梳理与论述。(39)不过，从总体上看，整个90年代的文化研究更多是在理论层面上予以讨论，而具体的文学实践则做得不多。
2001年4月，《外国文学评论》在昆明召开了“文化的迁徙与杂交”学术研讨会。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文化研究及逐渐演变成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而召开的，即面对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热潮，我们该以何种站位来迎接这种文化挑战？
文化研究在欧美国家的兴起原本与后工业时代的来临有关：随着社会关系的转变，文化由传统的少数人、精英式存在方式转向了大众化、通俗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主要是“文化”自身的内涵发生了转变。然而，由于这次会议带有反思的性质，加之又选择从“后殖民”的维度切入到文化研究中来，所以原本宽泛的文化研究变成了对后殖义的研究，诚如该刊在《编后记》中所说，这种“文化”的性质“从表面上看，尽管它多为带有第三世界背景的欧美学者所提倡，然而它在本质上却又是一种基本上以人文价值观为准绳的知识整合”。(40)所以便顺其自然有了如下之评判：这种研究“虽有值得我们关注借鉴之处，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就必须放下自己手中的活计，不容分说地掺和进人家的热闹场面。我们必须紧紧把握住自己的目标，必须有自己的问题意识……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仍是我们必须严肃思考的头等重要的问题”。(41)会后，该刊所发表的几篇论文，也都是围绕着界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保持住本民族文化个性这一主旨展开的。
由上述回溯不难发现，民族文化的主体性问题是个日渐和日趋重要的线年代学术界在谈论世界性、全球化时，民族性就作为问题被提了出来。进入21世纪后，它更演变成一个应对世界文化冲击的关键词。强调文化研究的主体性自然不错，可如果把民族性提升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也易流入保守。有学者对此提出，说这种主张是以“民族主义的意识来对抗比较文学的全球化”。(42)
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学研究，值得梳理和总结的第二方面是有关族裔文学的研究。所谓族裔文学研究应该包括欧美的族裔文学，由于种种的原因，在实际研究中其实主要还是指美国的族裔文学研究。而在美国族裔文学研究中，又以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和华裔文学研究为主。
国内从事族裔文学研究的时间比较早。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发表了有关美国黑人文学的文章，如黄星圻的《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王朵恩的《从美国黑人文学创作驳黑人论》、施咸荣的《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等。(43)比较之下，犹太文学研究的起步还要更早一点，即1959年姚以恩就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杰出的犹太作家肖洛姆·阿莱汉姆》(44)一文。之后，族裔文学研究开始逐渐繁荣起来。1992年江西师专主办了“全国首届犹太文学学术研讨会”，对繁荣国内的犹太文学研究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进入21世纪，国内的黑人文学、犹太文学、华裔文学等族裔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出版和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如王家湘的《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2006)、刘洪一的《文化诗学：美国犹太小说研究》(2002)、乔国强的《美国犹太文学》(2008)、程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2003)、薛玉凤的《美国华裔文学之文化研究》(2007)、卢华的《身份的建构：解读美国华裔文学》(2016)等。
这一时期中值得提及的第三方面是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在欧美诞生的时间是20世纪60、70年代，到中国已大约是80年代的中期。发表于这一时期的文章不但数量少(45)，多数的文章创见性也不足，尚属于译介期。从90年代开始步入学习期，外国女性主义文学在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带动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2000年后，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进入发展期，不仅文章数量大幅增多，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出现了可喜变化，但总体说来基本还是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的梳理和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很少有对国外女性主义文学话语和展开具体分析，并藉此构建自己线)应该承认，外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女性主义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女性主义文学相比，还存有不少的差距。需提及一笔的是，经“知网”检索，40年间国内没有召开过一个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专题研讨会，这是个需要反思的现象。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内还有两种研究方法值得一提。一个是叙事学(叙述学)研究方法。国内的叙事学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展开。赵毅衡的《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申丹的《论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47)这可能是国内叙事学领域中较早集中论述叙事理论的学术文章。自此以后，叙事学在作为一种叙事理论存在的同时，也作为一种新颖而有效的研究文学作品的方法，受到人们的普遍青睐。时至今日，它几乎演变成研究者们最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48)另一个是“学术史研究”方法。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正式推出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工程·经典作家系列”的研究计划。这个以“学术史”为基本模式的研究计划，在研究方法上有着特殊要求：一方面要求“通过尽可能竭泽而渔式的梳理”，使其“具有‘学科史研究’的研究性质”；(49)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面对的理论话语时，要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立场和学术观点。总之，这是外国文学研究自70年代末复兴以来，从“学术史”角度对40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的一次整合；目前以专著形式出版的系列既是对这些年来相关研究的一个总结，也为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经过40年的努力，几乎重新起步的外国文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发展的基本模式和架构都已建构了起来。但毋庸讳言，在文科学术体系里，外国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相比，尚处于一个较弱势地位。及至2000年及以后，这种状况依旧没得到根本性改变：我们的学者有能力“学着说”“跟着说”，却没能力将理论话语成自己的理论话语资源，从而形成一种既能融入国际学术研究体系，同时也能彰显我们本民族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一句话，外国文学研究领域缺少能把二者完美结合起来的“大家”。
毋庸置疑，对他国的文学展开深入研究的确存在着一定难度，毕竟这不单纯是语言文字不同的问题，重要的是作家表达心灵世界的内涵与方法也不同。这就给我们的研究者提出了要求：首先，要在宏观上把握住异国他乡的风土人情、审美趣味，即有时看上去是在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其实并不尽然。我们的研究常常要牵涉到其整个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其次，要对产生该作吕雉的情人品的时代背景和理论背景有所了解。说到底，文学作品就是人的产品，而人的又总是受到时代价值取向以及那个时代理论导向的影响的。譬如要研究现代主义文学，如果不了解该国人的历程以及相应的理论话语体系，就没有办法对其作品进行解读与定评。同样，要理解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碎片化、拼贴式表达方式，也需要参照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书籍，即从去中心化、异质性的理论中，理解和寻找后现代主义小说之所以要这样写以及这样写的价值和意义。最后，一位优秀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一定也是位优秀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这样说是因为要研究他国的文学需要有个参照或比较的尺度——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即用中国文学的一些、审美特色来审视他国文学，往往能发现一些“别样”的东西。这样一方面避免了外国文学研究只能一味地跟随在他人之后的尴尬，另一方面也容易构建起自己的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总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需要有一个能容纳下整个世界的大情怀，去掉，与地球上其他国家的读者一起于文字描写或再现的细微之处，人类的种种意义。
③朱光潜：《文艺复兴至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社会科学战线期。
④这四篇发表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1期“主义笔谈”专栏上的文章分别为沈国经的《昨日的主义与今日的封建主义》(第1—2页)；周乐群的《主义断想》(第2—4页)；李瞥的《从读莎氏喜剧的一点感受谈起》(第5—7页)；秦德儒的《主义的历史进步意义无容否定》(第8—9页)。
(11)伊哈布·哈桑：《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冉德乐、覃小禾译，《现代美国文学研究》1983年第2期。
(12)唐小兵根据詹姆逊的录音翻译并出版了这次，见《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13)赵毅衡：《“”的莎士比亚——在杜林看来，任何矛盾都是》，《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5期。
(17)严格说来，新是在二三十年代就介绍到中国来的。卞之琳、钱钟书、曹葆华、袁可嘉等学者都翻译过新的著作。六十年代蒋孔阳、伍蠡甫、卞之琳等还分别翻译或重译过诸如维姆萨特、艾略特、布鲁克斯等人的作品。只是因为“”而中断了对新的译介和研究。
(18)在这100多个项目中，有一些是跟语言文学教学等相关的项目，似不应该归类于外国文学研究。
(19)据知网统计，进入90年代，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文章已逾千篇，不可谓不多。这种不同步性需要专文论述，不在此赘述。
(20)伊哈布·哈桑：《何谓后现代主义》，王岳川译，《文艺研究》1990年第2期；另，哈桑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一文是根据哈桑在1982年11月2日山东大学的录音整理，由冉德乐、覃小禾翻译刊登在《现代美国文学研究》(上)(1983年第2期)。
(27)史安斌：《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大学召开》，《国外文学》1993年第2期。
(32)张弘：《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和易丹同志商榷》，《外国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
(33)即由陆熊翻译的西奥多·莱维特的《市场全球化》一文，《外国经济与管理》1984年第3期。
(38)周小仪：《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还是融合》，《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
(43)分别参见黄星圻《在斗争中成长的美国黑人文学》，《世界文学》1960年第2期；王朵恩《从美国黑人文学创作驳黑人论》，《中山大学学报》1963年第4期；施咸荣《战斗的美国黑人文学》，《文学评论》1965年第5期。
(45)可检索到的第一篇有关外国女性主义文学的文章是齐彦芬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存在主义观点》，《国外文学》1984年第2期。
(46)参见《简论女性文学的发展》，《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1期；李美华《当代美国女性文学述评》，《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3期；修树新：《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文学理论》，《学术交流》2003年第12期。
(47)参见赵毅衡《叙述形式的文化意义》，《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申丹《论叙述理论中的情节观》，《外国文学评论》1990年第4期。
(48)2005年，第二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暨中国中外国文艺理论研究会叙事学分会成立大会在武汉召开，并于次年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叙事学研究》。
(49)陈众议：《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经典作家作品系列”总序》，《东吴学术》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