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大学30多年，笔者几度涉足文学写作的教学。看看那些程式化的教材，看看教材里千篇一律的例子，曾经文学过一阵的笔者哑然失笑。只好自己选一些作品念念。这门课是最需要社会阅历、最需要生活基础、最需要创造力与灵活性的“课”，但是在大学里，它没有丝毫特
近来，北师大作家硕士班的高调招生引发了热议。
究竟是不是“跟风”或者“邀宠”或者“广告”，窃以为没有太多讨论的必要。二十多年前，北大武大北师大西北大学作家班一呼百应而人才济济，邓友梅、蒋子龙、王安忆、莫言、张抗抗、刘震云、余华、迟子建榜上有名，莫言就是在北师大取得的文艺学硕士。毕飞宇说“作家能够被教出来”，说话之际正是彼时的背景之下。因为有以上诸位的写作基础，有20多年前教师的质量与敬业，有作家班同学的切磋砥砺，彼时“能不能教出来作家”是个几乎不必讨论的伪问题。彼时，文艺青年皆以能够侧身作家班而感到自豪。记得有武大作家班的朋友回忆说：易中天先生教武大作家班，开门见山：我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当作家，哪里有资格教你们!
更有意思的悖论是：声称“不培养作家”的老一代学者恰恰是最有资质培养作家的良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杨晦说“不培养作家”，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东润也说“不培养作家”，无奈二位均才华横溢，教出的弟子里作家一大把。
上世纪八十年代，华东师大徐中玉先生规定凡创作上取得成绩的学生，毕业论文可用文学作品代替比现在“教学评估”制度下刻板地“编花篮”式的毕业论文(更不必说抄袭下载严重的形式主义)理念先进了一大截。以至于笔者如今提出同样的“新闻系深度报道可以代替毕业论文”变成了“有新意”的“教学改革项目”，想想真不无倒退的幽默。
现在的问题在于：诸家高校还有几多杨晦、朱东润、徐中玉、童庆炳这样的培养或者“不培养”作家的老师?笔者的母校河南大学没有办作家班，然而任访秋、高文、华锺彦、宋景昌、刘炳善、刘思谦哪一位不是作家、哪一位不是欣赏水平一流的评论家?现如今，稍微有点才气的大学教授在创作吗?没有。都在填表，填得头昏眼花沟满壕平七窍生烟，哪里有心思去抒情。思想深刻、著作等身的画家陈丹青先生，从来不说自己是作家，他之所以辞去了人大的博导，因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思想、教学评估，是艺术学院的头等大事：没完没了的表格、会议、研讨、论文，加上满坑满谷的教材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这样“表格化”的教育体制，还能够培养出当年的一代天骄吗?
这一回，北师大请去了格非、李洱、严歌苓、李敬泽、邱华栋，确乎资质可观，前景堪乐。然而，仿佛广州恒大囊括了大把国脚，拥兵自重，其余球队望洋兴叹一样，其他高校是否还能够请到格非、李洱、严歌苓、李敬泽、邱华栋呢?恐怕也就只有欣赏的份儿了。而且，这个班能像25年前那样自由吗?是不是继续纳入“填表要钱”的格式塔?如何检验其“教学效果”呢?用“吐槽源”鲁迅文学奖?
再说生源。看江苏卫视的“非常勿扰”，颇有几位女嘉宾的职业是“作家”，听听有关写作与生活的高见，吓得笔者这二十几年前的“作协主席”后脊梁骨发凉。如今已经不是当年的“一本书主义”，倾尽心血写著作，文字就是自己的命。而是拿三万块钱就是一本长篇小说容易得像盘子里取带把儿的烧饼。靠给炸碎情妇的段义和行贿升官至山东齐河县书记的李凤臣，2005年5月至2006年9月“忽如一夜春风来”，连续出版了7本诗集，诗作在国家级文学刊物上遍地开花，很快成了“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多次召开全国级个人诗歌研讨会，颇有权威导师参加。试想，此辈硬通货开路“联络感情”之后，报个作家班，你能够阻止吗?靠“新概念作文”获奖上大学的办法为什么难以为继，就是因为文学写作不像答数学题，写作没有个标准答案，见仁见智而人为因素过多。在文学已经被“边缘化”既久的今天，在广大读者当中有影响的苗子有多少?如何筛选、谁来决定呢?据说北师大第一批学生已经有了目标，那么，招生手续如何办?学校说了算还是作协说了算还是民间认可?亲亲疏疏如何处理?人大蔡荣生那样的招生腐败能不能杜绝?
与谁去教、谁来读的问题直接关联，还有一个如何教的问题。
教大学30多年，笔者几度涉足文学写作的教学。看看那些程式化的教材，看看教材里千篇一律的例子，曾经文学过一阵的笔者哑然失笑。只好自己选一些作品念念。这门课是最需要社会阅历、最需要生活基础、最需要创造力与灵活性的“课”，但是在大学里，它没有丝毫特殊之处，也照样是“培养目标、实践环节、办学定位、主要特色、团队组成、对应学科、知识模块、预期效果、思路设计、引导方法、组织形式、教材建设”乃至“集体备课”。学生说：“原来在高中作文常常被老师表扬，现在学习了写作与文艺理论，啥也不会写了!”
鲁迅说：“凡是有志于创作的青年，第一个想到的问题，大概总是应该怎样写?现在市场上陈列着的小说作法，小说法程之类，就是专掏这类青年的腰包的。然而，好像没有效，从小说作法学出来的作者，我们至今还没有听到过。有些青年是设法去问已经出名的作者，那些答案，还很少见有什么发表，但结果是不难推想而知的：不得要领。这也难怪，因为创作是并没有什么秘诀，能够交头接耳，一句话就传授给别一个的，倘不然，只要有这秘诀，就真可以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了。以中国之大，或者也许会有罢，但是，这其实是骗子。”接着，先生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所以，教师的任务是用同样具有美学鉴赏水准的分析来帮助学习者“领悟”。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时下的“写作学”硕士博士多半只写“写作学”的“学”而自己并不写作小说诗歌的。
而且，现如今，“成功学”的招牌下面，有一条广告就是“速成作家演说家”，“登广告，收学费，开一个三天包成文豪学校”的大有人在。一边是年度作家的小说奖早已无人喝彩甚至不复存在，另一边是“收入排行”成了作家的验孕纸、成功签。可以设想，在写作与写作学也是生意的地方，文学院一定与商学院没有大区别的。
所以，作家能教，有“教”出的作家为证。作家不能“教”，否则鲁郭茅的孩子早已经是作家。
因为作家能“教”，李叔同在师范学校教出了丰子恺，集画家与散文家于一身。因为作家能“教”，汪曾祺尾追沈从文到了西南联大，文笔愈发诗意盎然，还顺便收获了石破天惊的“师生恋”。因为作家能“教”，二十多年前的几所大学作家班人才辈出，不少作家通过大学校园的熏陶更上层楼，一飞冲天。
因为作家不能“教”，鲁迅才说“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儿子果然学了无线电。
因为作家不能“教”，1954年18岁的刘绍棠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上了一年学毅然退学。“一塔湖图”的优越的北大没有留住他，因为他发现中文系的许多课程设置对他的小说写作帮助不大，大学的系统学习与他的文学创作不是一个路子。正是时任北大副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不培养作家”杨晦先生，两次把刘绍棠约到自己在燕东园的家中，劝他不要退学。然而仍然留不住一颗年轻的文学创作的心。
不解决谁去教谁来读的问题，不解决如何教的方法论的问题，讨论得再热闹，终不过自娱自乐也。
某知名作家曰：“出水才看两腿泥。”硕士班三年，弹指一挥间，届时再做评说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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